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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嗣同简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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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谭嗣同所在朝代:清代

  谭嗣同(1865—1898),字复生,号壮飞,汉族,湖南浏阳人,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,维新志士。他主张中国要强盛,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,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。公开提出废科举、兴学校、开矿藏、修铁路、办工厂、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。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。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,失败后被杀,年仅三十三岁,为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。代表作品《仁学》、《寥天一阁文》、《莽苍苍斋诗》、《远遗堂集外文》等。

谭嗣同的诗词、作品

相关资料

生平

作者:佚名

 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、甘肃道台、湖北巡抚等职。生母徐氏出身贫寒,作风勤朴,督促谭嗣同刻苦学习。10岁时,嗣同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。在欧阳中鹄的影响下,他对王夫之的思想发生了兴趣,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。他读书务求广博,好讲经世济民的学问,文章写得很有才华。他对传统的时文八股非常反感,在课本上写下“岂有此理”几个字。他仰慕那些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,曾和当时北京的一个“义侠”大刀王五结交,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挚友。

  1877年,在浏阳与唐才常订交,他又师涂启先,系统学习中国的典籍,开始接触算学、格致等自然科学。此后又到兰州,在他父亲的道署中读书。

  1884年,他离家出走,游历直隶(今河北)、甘肃、新疆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山东、山西等省,观察风土,结交名士。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精神的濡染,开阔了他的视野,使他的思想富于斗争性。1888年,他在著名学者刘人熙的指导下开始认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,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唯物色彩的思想,同时又广为搜罗和阅读当时介绍西方科学、史地、政治的书籍,丰富自己。

  1894年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妥协退让,

  中国战败,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1895年5月2日,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000多名举人上书清政府,要求拒和、迁都、变法。深重的民族灾难,焦灼着谭嗣同的心,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义愤填膺,坚决反对签订和约,对清政府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”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。在变法思潮的影响下,开始“详考数十年之世变,而切究其事理”,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计。他感到“大化之所趋,风气之所溺,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”,必须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改革,才能救亡图存。

  1897年夏秋间,写成重要著作《仁学》,它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。他认为物质性的“以太”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,世界万物处于不断运动变化之中,而变化的根源在于事物的“好恶攻取”、“异同生克”。他把“以太”的精神表现规定为“仁”,而“仁”的内容是“通”,“通之象为平等”,“仁――通――平等”是万物的发展法则,是不可抗拒的规律。他在这部著作中,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“惨祸烈毒”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。指出,封建纲常礼义完全是那些独夫民贼用作统治的工具,特别是君臣一伦,更是“黑暗否塞、无复人理”。因此,对于那些昏暴的专制君主,不仅可以不为其尽忠死节,而且可以“人人得而戮之”。1898年初,接受了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的邀请,回到湖南协助举办新政。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力量。自己担任了分教习,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习,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,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,“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,又多言清代故实,胪举失败”。孔子改制、平等、民权等学说由此而乘风扬波,日益恢张。他还把《明夷待访录》、《扬州十日记》等含有民族主义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,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,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。

  1898年3月,他又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。南学会以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,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为宗旨,“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”。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,他还创办了《湘报》,作为南学会的机关报,由他任主笔。由于对湖南新政的尽力,使他以“新政人才”而闻名。光绪《明定国是诏》后 不久,就有人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,光绪帝同意召见。8月21日,他抵北京。9月5日,光绪下诏授给他和林旭、刘光弟、杨锐四品卿衔,参预新政。次日,光绪又召见他,表示自己是愿意变法的,只是太后和守旧大臣阻挠而无可奈何,并说:“汝等所欲变者,俱可随意奏来,我必依从。即我有过失,汝等当面责我,我必速改。”光绪帝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使谭嗣同非常感动,觉得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已经在握。他参政时,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。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谋,要在10月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发动兵变,废黜光绪帝,一举扑灭新政。9月18日,谭嗣同夜访袁世凯,要袁带兵入京,除掉顽固派。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荣禄,然后率兵入京。袁世凯于20日晚赶回天津,向荣禄告密,荣禄密报西太后。21日,西太后发动政变。慈禧连发谕旨,捉拿维新派。他听到政变消息后并不惊慌,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,多方活动,筹谋营救光绪帝。但措手不及,计划均告落空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,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。谭嗣同把自己的书信、文稿交给梁启超,要他东渡日本避难,并慷慨地说:“不有行者,无以图将来,不有死者,无以召后起。”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,表示可以为他提供“保护”,他毅然回绝,并对来人说:“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,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请自嗣同始。”24日,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。在狱中,意态从容,镇定自若,写下了这样一首诗:“望门投止思张俭,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。9月28日,他与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义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。当他们被杀时,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。他神色不变,临终时还大声说: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,死得其所,快哉!快哉!”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报国的英雄气概。1899年,他的遗骸运回原籍,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。墓前华表上挽联写道:“亘古不磨,片石苍茫立天地;一峦挺秀,群山奔赴若波涛。”其著作编为《谭嗣同全集》。

历史评价

作者:佚名

千古罕见真贵族
  再过数百年,人们也很难想象,我中华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骄子。
 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:1840年、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完败于洋夷,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滚尿流,“安知蕞尔微三岛,竟敢横行大九州”!内忧外患,国仇家恨,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;那拉氏乾纲独断,发动政变,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;天地同悲,万马齐喑;礼仪之邦,原是人间地狱!
 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:危难时刻,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,爱国不必忠君,为国家争国格、为同胞争人格,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现代文明,行开天辟地之壮举。
  如鲁迅先生所言:“我们从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拚命硬干的人,有为民请命的人,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

超前见识羞今人
  “二千年来之政,秦政也,皆大盗也;二千年来之学,荀学也,皆乡愿也;惟大盗利用乡愿,惟乡愿媚大盗。”——也就是说,二千年来,无非上面是强盗,下面是奴才;上面是霸道,下面是苟且;上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狼,下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犬;上面指鹿为马,下面难得糊涂;上面黑,下面厚……,主子使唤奴才,奴才献媚主子。
  “君也者,为民办事者也;臣也者,助办民事者也。赋税之取于民,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。如此而事犹不办,事不办而易其人,亦天下通义也。”——也就是说,领袖也好、官员也罢,不过都是为民办事的,税收是老百姓雇佣你们为我办事的钱。
  “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,向使海军如英、法,陆军如俄、德,恃以逞其残贼,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,而彼白人焉,红人焉,黑人焉,棕色人焉,将为准噶尔,欲尚存噍类焉得乎?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,天实使之。” ——也就是说,没有文明而只有坚船利炮者,只会是越强越祸害,此番石破天惊的“卖国”言论,不知能否振醒今日一些“愤青”?

勇气人格耀中华
  1897年1月,谭嗣同完成了冲决利禄、君主、伦常等一切网罗之学的《仁学》,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:“生民之初,本无所谓君臣,则皆民也”,“废君统,倡民主,变不平等为平等”;他对君主专制造成的“惨祸烈毒”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深恶痛绝,君为臣纲“尤为黑暗否塞,无复人理”。
  1898年6月11日,光绪皇帝诏告天下,宣布变法;8月21日,谭嗣同应召抵京,“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”,参议新政;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,囚禁光绪皇帝,大肆抓捕维新领袖,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。
  “嗣同闻变,竟日不出门,以待捕者”,并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:“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,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。”日本使馆愿提供“保护”,被谭嗣同慨然回绝。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”的谭嗣同,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。
 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,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、谋幸福,“我不入地狱,谁入地狱”,“虽千万人,我往矣”;“我自横刀向天笑”: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,实为华夏第一人杰,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,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,引导、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、毋宁死的热血儿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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