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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八·谈丛失实

  后山陈无己著《谈丛》六卷,高简有笔力,然所载国朝事,失于不考究,多爽其实,漫析数端于此。

  其一云:“吕许公恶韩、富、范三公,欲废之而不能,及西军罢,尽用三公及宋莒公、夏英公于二府,皆其仇也。吕既老,大事犹问,遂请出大臣行三边,既建议,乃数出道者院宿,范公奉使陕西,宿此院,相见云云。”按吕公罢相,诏有同议大事之旨,公辞,乃庆历三年三月,至九月致仕矣。四年七月,富、范始奉使,又三公入二府时,莒公自在外,英公拜枢密使而中辍,后二年莒方复入,安有五人同时之事?

  其二云:“杜正献、丁文简为河东宣抚,任布之子上书历诋执政,至云至于臣父,亦出遭逢,谓其非德选也。杜戏丁曰:‘贤郎亦要牢笼。’丁深衔之。其后二公同在政府,苏子美进奏事作,杜避嫌不预,丁论以深文,子美坐废为民,杜亦罢去。一言之谑,贻祸如此。”按杜公以执政使河东时,丁以学士为副。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狱起,杜在相位,五年正月罢,至五月,丁公方从翰林参知政事,安有深文论子美之说?且杜公重厚,当无以人父子为谑之理,丁公长者也,肯追仇一言陷贤士大夫哉?

  其三云:“张乖崖自成都召为参知政事,既至而脑疽作,求补外,乃知杭州而疾愈。上使中人往伺之,言且将召也。丁晋公以白金赂使者,还言如故,乃不召。”按张两知成都,其初还朝为户部使、中丞,始知杭州。是时,丁方在侍从;其后自蜀知癉州,丁为三司使,岂有如前所书之事?

  其四云:“乖崖在陈,闻晋公逐莱公,知祸必及己,乃延三大户与之博,出彩骰子胜其一坐,乃买田宅为归计以自污,晋公闻之,亦不害也。”按张公以祥符六年知陈州,八年卒,后五年当天禧四年,寇公方罢相,旋坐贬,岂有所谓乖崖自污之事?

  兹四者所系不细,乃诞漫如此。盖前辈不家藏国史,好事者肆意饰说为美听,疑若可信,故误人纪述。后山之书,必传于后世,惧诒千载之惑,予是以辨之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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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斋随笔·卷八·谈丛失实译文

作者:佚名

  诗人陈师道,字无己,号后士居士,著有《 谈丛》 六卷,文字高超简洁有力,然而他所记载本朝的大事,失误在于不考证核实,大多不合事实,在这里可以随便分析几条。

  第一条说:“许国公吕夷简厌恶韩琦、富弼,范仲淹三公,想要罢他们的官而不能够。等到对西夏的战争结束,朝廷在枢密院(专掌军政,称西府)和中书门下(政事堂,掌管政务,称东府)全都任用三公及莒国公宋库、英国公夏妹,这都是吕许公的二政敌。吕已经老了,朝廷大事还征求他的意见。他就请求朝廷派出大臣宣抚河北、河东、陕西等边界。建议被批准后,朝廷就按次序令赴边的大臣在枢密院宿夜。范公奉派出使陕西,夜宿此院,与其他四人相见。”按吕公罢相后,虽然皇上下诏令他与在位大臣同议大事,他却推辞了,那是仁宗庆历三年三月间.到九月他就退休了。到庆历四年七月,富、范才奉派为宣抚使。再说三公进入东西二府掌政时,莒公自在外地,英公虽曾授枢密使却中止未成,两年后才重新进入西府,哪里有五个人同时在二府之事呢?

  第二条是:“杜衍(谥号正献)、丁度(谥号文简)任河东宣抚使时,任布的儿子上书朝廷一一诋毁历届执政大臣,甚至说至于臣父,也是出于机遇被朝廷重用,意思是说连他父亲也不是靠德才被选拔上去的。听到这件事,杜对丁开玩笑说:“你对令郎也要好好笼络(意思是免得他上书朝廷说毁你无德无才)。”丁就特别恨他。以后杜、丁二公同在朝廷执政,杜衍的女婿苏舜钦(字子美)当时任集贤殿校理、监进奏院。他遭人诬陷的事件发生后,杜为避开嫌疑,不参预此事的处理,丁却尽量苛刻地引用法律条文,给苏定罪。结果,子美因此罢官为民,杜也因此罢官。一句玩笑,留下这么大的灾祸。按杜公以执政大臣身份为河东宣抚使时,丁以学士身份为副使;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院事件兴起大狱,杜尚在相位上,到庆历五年正月罢官,直到五月,丁公才从翰林学士提拔为参知政事,执掌大权,哪能有深文论子美一说?再说杜公为人稳重、敦厚.应当没有拿别人父子开玩笑之理。丁公也是位长者,哪肯为一句话记仇来陷害朝廷中的正人贤臣呢?

  第三条是:“张泳(号乖崖)自成都被召回朝中任参知政事.到京都后脑疮发病。他就要求到外地做官,于是在做杭州的长官时病好了。皇上派宫中内侍去探访他,还说将要召他回京。晋国公丁谓用白金贿赂这个使者,使者回到宫中,对皇上谎说张脑疮如故,皇上就不召他了。”按张两次做成都长官,第一次回朝任户部使、中垂后,才做杭州长官。这时,丁正担任侍从;以后,张从四川调任异州(今南京市)长官时,丁正任三司使,岂能发生前面所记述的那种事?

  第四条是说:“张乖崖在陈州为官时,听说晋国公丁谓将莱国公寇准从朝廷中排挤出去,知道灾祸肯定要波及自己,于是就将当地三个殷实大户召来一起赌搏,他用彩散子一具赢了在座所有钓人以后,便用底的钱买房置地,作为归老林下的打算,实际上是以这件不光彩的事给自己抹灰。丁晋公听说这件字,也就不害他了。”按张公在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任陈州〔 今河南省淮阳市)长官,祥符八年去世。五年后正当真宗天禧四年,寇公才罢相,立即因事被贬,岂能有所谓乖崖自污之事?

  这四条所关系的事情不小,却荒诞随意到这种地步。原因在于前辈们不可能家藏国家修的正史.喜欢多事的人便任意添油加醋编成故事,使人当成可信的真事、所以给记述的人造成失误。后山的书,必定会流传后世,恐怕这种记述会留下千载的疑惑,我因此作了辨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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