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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传·卷四十四

　　刘秉忠

　　刘秉忠，字仲晦，初名侃，因从释氏，又名子聪，拜官后始更今名。其先瑞州人也，世仕辽，为官族。曾大父仕金，为邢州节度副使，因家焉，故自大父泽而下，遂为邢人。庚辰岁，木华黎取邢州，立都元帅府，以其父润为都统。事定，改署州录事，历巨鹿、内丘两县提领，所至皆有惠爱。秉忠生而风骨秀异，志气英爽不羁。八岁入学，日诵数百言。年十三，为质子于帅府。十七，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，以养其亲。居常郁郁不乐，一日，投笔叹曰：“吾家累世衣冠，乃汨没为刀笔吏乎！丈夫不遇于世，当隐居以求志耳。”即弃去，隐武安山中。久之，天宁虚照禅师遣徒招致为僧，以其能文词，使掌书记。后游云中，留居南堂寺。世祖在潜邸，海云禅师被召，过云中，闻其博学多材艺，邀与俱行。既入见，应对称旨，屡承顾问。秉忠于书无所不读，尤邃于《易》及邵氏《经世书》，至于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三式六壬遁甲之属，无不精通。论天下事如指诸掌。世祖大爱之，海云南还，秉忠遂留藩邸。后数岁，奔父丧，赐金百两为葬具，仍遣使送至邢州。服除，复被召，奉旨还和林。上书数千百言，其略曰：

　　典章、礼乐、法度、三纲五常之教，备于尧、舜，三王因之，五霸败之。汉兴以来，至于五代，一千三百余年，由此道者，汉文、景、光武，唐太宗、玄宗五君，而玄宗不无疵也。然治乱之道，系乎天而由乎人。天生成吉思皇帝，起一旅，降诸国，不数年而取天下。勤劳忧苦，遗大宝于子孙，庶传万祀，永保无疆之福。

　　愚闻之曰：“以马上取天下，不可以马上治。”昔武王，兄也；周公，弟也。周公思天下善事，夜以继日，每得一事，坐以待旦，以匡周室，以保周天下八百余年，周公之力也。君上，兄也；大王，弟也。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，在乎今日。千载一时，不可失也。

　　君之所任，在内莫大乎相，相以领百官，化万民；在外莫大乎将，将以统三军，安四域。内外相济，国之急务，必先之也。然天下之大，非一人之可及；万事之细，非一心之可察。当择开国功臣之子孙，分为京府州郡监守，督责旧官，以遵王法；仍差按察官守，治者升，否者黜。天下不劳力而定也。

　　天下户过百万，自忽都那演断事之后，差徭甚大，加以军马调发，使臣烦扰，官吏乞取，民不能当，是以逃窜。宜比旧减半，或三分去一，就见在之民以定差税，招逃者复业，再行定夺。官无定次，清洁者无以迁，污滥者无以降。可比附古例，定百官爵禄仪仗，使家足身贵。有犯于民，设条定罪。威福者君之权，奉命者臣之职。今百官自行威福，进退生杀惟意之从，宜从禁治。

　　天下之民未闻教化，见在囚人宜从赦免，明施教令，使之知畏，则犯者自少也。教令既设，则不宜繁，因大朝旧例，增益民间所宜设者十数条足矣。教令既施，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后决，犯死刑者覆奏然后听断，不致刑及无辜。

　　天子以天下为家，兆民为子，国不足，取于民，民不足，取于国，相须如鱼水。有国家者，置府库，设仓廪，亦为助民；民有身者，营产业，辟田野，亦为资国用也。今宜打算官民所欠债负，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，宜依合罕皇帝圣旨，一本一利，官司归还。凡陪偿无名，虚契所负，及还过元本者，并行赦免。

　　纳粮就远仓，有一废十者，宜从近仓以输为便。当驿路州城，饮食祗待偏重，宜计所费以准差发。关市津梁正税十五分取一，宜从旧制。禁横取，减税法，以利百姓。仓库加耗甚重，宜令权量度均为一法，使锱铢圭撮尺寸皆平，以存信去诈。珍贝金银之所出，淘沙炼石，实不易为，一旦以缠丝缕，饰皮革，涂木石，妆器仗，取一时之华丽，废为尘而无济，甚可惜也，宜从禁治。除帝胄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，无职之人不得僣越。今地广民微，赋敛繁重，民不聊生，何力耕耨以厚产业？宜差劝农官一员，率天下百姓务农桑，营产业，实国之大益。

　　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，今郡县虽有学，并非官置。宜从旧制，修建三学，设教授，开选择才，以经义为上，词赋论策次之。兼科举之设，已奉合罕皇帝圣旨，因而言之，易行也。开设学校，宜择开国功臣子孙受教，选达才任用之。

　　天下莫大于朝省，亲民莫近于县宰。虽朝省有法，县宰宜择，县宰正，民自安矣。关西、河南地广土沃，以军马之所出入，治而未丰。宜设官招抚，不数年民归土辟，以资军马之用，实国之大事。移刺中丞拘榷盐铁诸产、商贾酒醋货殖诸事，以定宣课，虽使从实恢办，不足亦取于民，拖兑不办，已不为轻。奥鲁合蛮奏请于旧额加倍榷之，往往科取民间。科榷并行，民无所措手足。宜从旧例办榷，更或减轻，罢繁碎，止科征，无从献利之徒削民害国。鳏寡孤独废疾者，宜设孤老院，给衣粮以为养。使臣到州郡，宜设馆，不得于官衙民家安下。

　　孔子为百王师，立万世法，今庙堂虽废，存者尚多，宜令州郡祭祀，释奠如旧仪。近代礼乐器具靡散，宜令刷会，征太常旧人教引后学，使器备人存，渐以修之，实太平之基，王道之本。今天下广远，虽成吉思皇帝威福之致，亦天地神明阴所祐也。宜访名儒，循旧礼，尊祭上下神祇，和天地之气，顺时序之行，使神享民依，德极于幽明，天下赖一人之庆。

　　见行辽历，日月交食颇差，闻司天台改成新历，未见施行。宜因新君即位，颁历改元。令京府州郡置更漏，使民知时。国灭史存，古之常道，宜撰修《金史》，令一代君臣事业不坠于后世，甚有励也。

　　国家广大如天，万中取一，以养天下名士宿儒之无营运产业者，使不致困穷。或有营运产业者，会前圣旨种养应输差税，其余大小杂泛并行蠲免，使自给养，实国家养才励人之大也。明君用人，如大匠用材，随其巨细长短，以施规矩绳墨。孔子曰：“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。”盖君子所存者大，不能尽小人之事，或有一短；小人所拘者狭，不能同君子之量，或有一长。尽其才而用之，成功之道也。

　　君子不以言废人，不以人废言。大开言路，所以成天下、安兆民也。天地之大，日月之明，而或有所蔽。且蔽天之明者，云雾也；蔽人之明者，私欲佞说也。常人有之，蔽一心也；人君有之，蔽天下也。常选左右谏臣，使讽谕于未形，忖画于至密也。君子之心，一于理义，怀于忠良；小人之心，一于利欲，怀于谗佞。君子得位，有容于小人；小人得势，必排于君子。明君在上，不可不辨也。孔子曰“远佞人”，又曰“恶利口之覆邦家者”，此之谓也。

　　今言利者众，非图以利国害民，实欲残民而自利也。宜将国中人民必用场冶，付各路课税所，以定榷办，其余言利者并行罢去。古者明王不宝远物，所宝惟贤，如使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此皆一人之睿知，贤王之辅成也。古者治世均民产业，自废井田为阡陌，后世因之不能复。今穷乏者益损，富盛者增加。宜禁行利之人勿恃官势，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，商贾与民和好交易，不生擅夺欺罔之害，真国家之利也。

　　笞箠之制，宜会古酌今，均为一法，使无敢过越。禁私置牢狱，淫民无辜。鞭背之刑宜禁治，以彰爱生之德。立朝省以统百官，分有司以御众事，以至京府州郡亲民之职无不备，纪纲正于上，法度行于下，是故天下不劳而治也。今新君即位之后，可立朝省，以为政本。其余百官，不在员多，惟在得人焉耳。

　　世祖嘉纳焉。又言：“邢州旧万余户，兵兴以来不满数百，凋坏日甚，得良牧守如真定张耕、洺水刘肃者治之，犹可完复。”朝廷即以耕为邢州安抚使，肃为副使。由是流民复业，升邢为顺德府。

　　癸丑，从世祖征大理。明年，征云南。每赞以天地之好生，王者之神武不杀，故克城之日，不妄戮一人。己未，从伐宋，复以云南所言力赞于上，所至全活不可胜计。

　　中统元年，世祖即位，问以治天下之大经、养民之良法，秉忠采祖宗旧典，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，条列以闻。于是下诏建元纪岁，立中书省、宣抚司。朝廷旧臣、山林遗逸之士，咸见录用，文物粲然一新。

　　秉忠虽居左右，而犹不改旧服，时人称之为聪书记。至元元年，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言：“秉忠久侍藩邸，积有岁年，参帷幄之密谋，定社稷之大计，忠勤劳绩，宜被褒崇。圣明御极，万物惟新，而秉忠犹仍其野服散号，深所未安，宜正其衣冠，崇以显秩。”帝览奏，即日拜光禄大夫，位太保，参领中书省事。诏以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妻之，赐第奉先坊，且以少府宫籍监户给之。秉忠既受命，以天下为己任，事无巨细，凡有关于国家大体者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听，帝宠任愈隆。燕闲顾问，辄推荐人物可备器使者，凡所甄拔，后悉为名臣。

　　初，帝命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，建城郭于龙冈，三年而毕，名曰开平。继升为上都，而以燕为中都。四年，又命秉忠筑中都城，始建宗庙宫室。八年，奏建国号曰大元，而以中都为大都。他如颁章服，举朝仪，给俸禄，定官制，皆自秉忠发之，为一代成宪。

　　十一年，扈从至上都，其地有南屏山，尝筑精舍居之。秋八月，秉忠无疾端坐而卒，年五十九。帝闻惊悼，谓群臣曰：“秉忠事朕三十余年，小心慎密，不避艰险，言无隐情。其阴阳术数之精，占事知来，若合符契，惟朕知之，他人莫得闻也。”出内府钱具棺敛，遣礼部侍郎赵秉温护其丧还葬大都。十二年，赠太傅，封赵国公，谥文贞。成宗时，赠太师，谥文正。仁宗时，又进封常山王。

　　秉忠自幼好学，至老不衰，虽位极人臣，而斋居蔬食，终日淡然，不异平昔。自号藏春散人。每以吟咏自适，其诗萧散闲淡，类其为人。有文集十卷。无子，以弟秉恕子兰璋后。

　　秉恕字长卿。好读书，年弱冠，受《易》于刘肃，遂明理学。兄秉忠，事世祖，以荐士自任，嫌于私亲，独不及秉恕。左右以闻，召见，遂同侍潜邸。世祖尝赐秉忠白金千两，辞曰：“臣山野鄙人，侥幸遭际，服器悉出尚方，金无所用。”世祖曰：“卿独无亲故遗之邪？”辞不允，乃受而散之。以二百两与秉恕，秉恕曰：“兄勤劳有年，宜蒙兹赏，秉恕无功，可冒恩乎？”终不受。中统元年，擢礼部侍郎、邢州安抚副使。二年，赐金符，迁吏部侍郎。三年，升邢为顺德府，赐金虎符，为顺德安抚使。至元元年，转官法行，改嘉议大夫，历彰德、怀孟、淄莱、顺天、太原五路总管。淄莱府有死囚六人，狱已具。秉恕疑之，详谳得其实，六人赖以不死。他所至，皆有惠政。召除礼部尚书。出为淮西宣慰使，会省宣慰司，历湖州、平阳两路总管。平阳岁荒，民艰食，辄开仓以赈之，全活者众。年六十，卒于官。

　　张文谦

　　张文谦，字仲谦，邢州沙河人。幼聪敏，善记诵，与太保刘秉忠同学。世祖居潜邸，受邢州分地，秉忠荐文谦可用。岁丁未，召见，应对称旨，命掌王府书记，日见信任。邢州当要冲，初分二千户为勋臣食邑，岁遣人监领，皆不知抚治，征求百出，民弗堪命，或诉于王府。文谦与秉忠言于世祖曰：“今民生困弊，莫邢为甚。盍择人往治之，责其成效，使四方取法，则天下均受赐矣。”于是乃选近侍脱兀脱、尚书刘肃、侍郎李简往。三人至邢，协心为治，洗涤蠹敝，革去贪暴，流亡复归，不期月，户增十倍。由是世祖益重儒士，任之以政，皆自文谦发之。

　　岁辛亥，宪宗即位。文谦与秉忠数以时务所当先者言于世祖，悉施行之。世祖征大理，国主高祥拒命，杀信使遁去。世祖怒，将屠其城。文谦与秉忠、姚枢谏曰：“杀使拒命者高祥尔，非民之罪，请宥之。”由是大理之民赖以全活。己未，世祖帅师伐宋，文谦与秉忠言：“王者之师，有征无战，当一视同仁，不可嗜杀。”世祖曰：“期与卿等守此言。”既入宋境，分命诸将毋妄杀，毋焚人室庐，所获生口悉纵之。

　　中统元年，世祖即位，立中书省，首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，文谦为左丞。建立纲纪，讲明利病，以安国便民为务。诏令一出，天下有太平之望。而文统素忌克，谟谋之际，屡相可否，积不能平，文谦遽求出，诏以本官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。临发，语文统曰：“民困日久，况当大旱，不量减税赋，何以慰来苏之望？”文统曰：“上新即位，国家经费止仰税赋，苟复减损，何以供给？”文谦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！俟时和岁丰，取之未晚也。”于是蠲常赋什之四，商酒税什之二。二年春，来朝，复留居政府。始立左右部，讲行庶务，巨细毕举，文谦之力为多。三年，阿合马领左右部，总司财用，欲专奏请，不关白中书，诏廷臣议之，文谦曰：“分制财用，古有是理，中书不预，无是理也。若中书弗问，天子将亲莅之乎？”帝曰：“仲谦言是也。”

　　至元元年，诏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西夏中兴等路。羌俗素鄙野，事无统纪，文谦得蜀士陷于俘虏者五六人，理而出之，使习吏事，旬月间簿书有品式，子弟亦知读书，俗为一变。浚唐来、汉延二渠，溉田十数万顷，人蒙其利。三年，还朝。诸势家言有户数千，当役属为私奴者，议久不决。文谦谓以乙未岁户帐为断，奴之未占籍者，归之势家可也，其余良民无为奴之理。议遂定，守以为法。五年，淄州妖人胡王惑众，事觉，逮捕百余人。丞相安童以文谦言奏曰：“愚民无知，为所诳诱，诛其首恶足矣。”诏即命文谦往决其狱，惟三人坐弃市，余皆释之。

　　七年，拜大司农卿，奏立诸道劝农司，巡行劝课，请开籍田，行祭先农先蚕等礼。复与窦默请立国子学。诏以许衡为国子祭酒，选贵胄子弟教育之。时阿合马议拘民间铁，官铸农器，高其价以配民，创立行户部于东平、大名以造钞，及诸路转运司，干政害民，文谦悉于帝前极论罢之。十三年，迁御史中丞。阿合马虑宪台发其奸，乃奏罢诸道按察司以撼之，文谦奏复其旧。然自知为奸臣所忌，力求去。会世祖以《大明历》岁久浸差，命许衡等造新历，乃授文谦昭文馆大学士，领太史院，以总其事。十九年，拜枢密副使。岁余，以疾薨于位，年六十八。

　　文谦蚤从刘秉忠，洞究术数；晚交许衡，尤粹于义理之学。为人刚明简重，凡所陈于上前，莫非尧、舜仁义之道。数忤权幸，而是非得丧，一不以经意。家惟藏书数万卷。尤以引荐人材为己任，时论益以是多之。累赠推诚同德佐运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魏国公，谥忠宣。

　　长子晏，仕至御史中丞，赠陕西行省平章政事，封魏国公，谥文靖。

　　郝经

　　郝经，字伯常，其先潞州人，徙泽州之陵川，家世业儒。祖天挺，元裕尝从之学。金末，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鲁山。河南乱，居民匿窖中，乱兵以火熏灼之，民多死，经母许亦死。经以蜜和寒菹汁，决母齿饮之，即苏。时经九岁，人皆异之。金亡，徙顺天。家贫，昼则负薪米为养，暮则读书。居五年，为守帅张柔、贾辅所知，延为上客。二家藏书皆万卷，经博览无不通。往来燕、赵间，元裕每语之曰：“子貌类汝祖，才器非常，勉之。”宪宗二年，世祖以皇弟开邸金莲川，召经，谘以经国安民之道，条上数十事，大悦，遂留王府。是时，连兵于宋，宪宗入蜀，命世祖总统东师，经从至濮。会有得宋国奏议以献，其言谨边防，守冲要，凡七道，遂下诸将议。经曰：“古之一天下者，以德不以力。彼今未有败亡之衅，我乃空国而出，诸侯窥伺于内，小民凋弊于外。经见其危，未见其利也。王不如修德布惠，敦族简贤，绥怀远人，控制诸道，结盟饬备，以待西师。上应天心，下系人望，顺时而动，宋不足图也。”世祖以经儒生，愕然曰：“汝与张拔都议邪？”经对曰：“经少馆张柔家，尝闻其论议。此则经臆说耳，柔不知也。”进七道议七千余言。乃以杨惟中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使，经为副，将归德军，先至江上，宣布恩信，纳降附。惟中欲私还汴，经曰：“我与公同受命南征，不闻受命还汴也。”惟中怒，弗听。经率麾下扬旌而南，惟中惧谢，乃与经俱行。

　　经闻宪宗在蜀，师久无功，进《东师议》，其略曰：

　　经闻图天下之事于未然则易，救天下之事于已然则难。已然之中复有未然者，使往者不失而来者得遂，是尤难也。国家以一旅之众，奋起朔漠，斡斗极以图天下，马首所向，无不摧破。灭金源，并西夏，蹂荆、襄，克成都，平大理，躏轹诸夷，奄征四海，有天下十八，尽元魏、金源故地而加多，廓然莫与侔大也。惟宋不下，未能混一，连兵构祸逾二十年。何曩时掇取之易，而今日图惟之难也？

　　夫取天下，有可以力并，有可以术图。并之以力则不可久，久则顿弊而不振；图之以术则不可急，急则侥幸而难成。故自汉、唐以来，树立攻取，或五六年，未有逾十年者，是以其力不弊，而卒能保大定功。晋之取吴，隋之取陈，皆经营比佽十有余年，是以其术得成，而卒能混一。或久或近，要之成功各当其可，不妄为而已。

　　国家建极开统垂五十年，而一之以兵，遗黎残姓，游气惊魂，虔刘劘荡，殆欲歼尽。自古用兵，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，其力安得不弊乎！且括兵率赋，朝下令而夕出师，躬擐甲胄，跋履山川，阖国大举，以之伐宋而图混一。以志则锐，以力则强，以土则大，而其术则未尽也。苟于诸国既平之后，息师抚民，致治成化，创法立制，敷布条纲，上下井井，不挠不紊，任老成为辅相，起英特为将帅，选贤能为任使，鸠智计为机衡，平赋以足用，屯农以足食，内治既举，外御亦备。如其不服，姑以文诰，拒而不从，而后伺隙观衅，以正天伐。自东海至于襄、邓，重兵数道，联帜接武，以为正兵。自汉中至于大理，轻兵捷出，批亢抵胁，以为奇兵。帅臣得人，师出以律，高拱九重之内，而海外有截矣。是而不为，乃于间岁遽为大举，上下震动，兵连祸结，底安于危，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。东师未出，大王仁明，则犹有未然者，可不议乎！

　　国家用兵，一以国俗为制，而不师古。不计师之众寡，地之险易，敌之强弱，必合围把槊，猎取之若禽兽然。聚如丘山，散如风雨，迅如雷电，捷如鹰鹘，鞭弭所属，指期约日，万里不忒，得兵家之诡道，而长于用奇。自浍河之战，乘胜下燕、云，遂遗兵而去，似无意于取者。既破回鹘，灭西夏，乃下兵关陕以败金师，然后知所以深取之，是长于用奇也。既而为斡腹之举，由金、房绕出潼关之背以攻汴；为捣虚之计，自西和径入石泉、威、茂以取蜀；为示远之谋，自临洮、吐番穿彻西南以平大理。皆用奇也。夫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而后可以用奇。岂有连百万之众，首尾万余里，六飞雷动，乘舆亲出，竭天下，倒四海，腾掷宇宙，轩豁天地，大极于遐徼之土，细穷于委巷之民，撞其钟而掩其耳，啮其脐而蔽其目，如是用奇乎？是执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。

　　其初以奇胜也，关陇、江淮之北，平原旷野之多，而吾长于骑，故所向不能御。兵锋新锐，民物稠夥，拥而挤之，郡邑自溃，而吾长于攻，故所击无不破。是以用其奇而骤胜。今限以大山深谷，厄以重险荐阻，迂以危途缭径，我之乘险以用奇则难，彼之因险以制奇则易。况于客主势悬，蕴蓄情露，无虏掠以为资，无俘获以备役，以有限之力，冒无限之险，虽有奇谋秘略，无所用之。力无所用与无力同，勇无所施与不勇同，计不能行与无计同。泰山压卵之势，河海濯爇之举，拥遏顿滞，盘桓而不得进，所谓强弩之末不能射鲁缟者也。

　　为今之计，则宜救已然之失，防未然之变而已。西师既构，猝不可解，如两虎相斗，猝入于岩阻，见之者辟易不暇，又焉能以理相喻，使之逡巡自退？彼知其危，竭国以并命，我必其取，无由以自悔，兵连祸结，何时而已。殿下宜遣人禀命于行在所，大军压境，遣使喻宋，示以大信，令降名进币，割地纳质。彼必受命，姑为之和，偃兵息民，以全吾力，而图后举，天地人神之福也。禀命不从，殿下之义尽，而后进吾师，重慎详审，不为躁轻飘忽，为前定之谋，而一之以正大，假西师以为奇而用吾正。比师南辕，先示恩信，申其文移，喻以祸福，使知殿下仁而不杀，非好攻战辟土地，不得已而用兵之意。诚意昭著，恩信流行，然后阅实精勇，别为一军，为帐下之卒，举老成知兵者俾为将帅，更直宿卫，以备不虞。其余师众，各畀侯伯，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师总统，为战攻之卒。其新入部曲，瞢不知兵，虽名为兵，其实役徒者，使沿边进筑，与敌郡邑犬牙相制，为屯戍之卒。推择单弱，究竟逃匿，编葺部伍，使闻望重臣为之抚育，总押近里故屯，为镇守之卒。使掣肘之计不行，妄意之徒屏息，内外备御无有缺绽，则制节以进。既入其境，敦陈固列，缓为之行。彼善于守而吾不攻，彼恃城壁以不战老吾，吾合长围以不攻困彼，吾用吾之所长，彼不能用其长。选出入便利之地为久驻之基，示必取之势。毋焚庐舍，毋伤人民，开其生路，以携其心，亟肄以疲，多方以误，以弊其力。兵势既振，蕴蓄既见，则以轻兵掠两淮，杜其樵采而遏其粮路，使血脉断绝，各守孤城，示不足取。即进大兵，直抵于江，沿江上下，列屯万灶，号令明肃，部曲严整，首尾缔构，各具舟楫，声言径渡。彼必震垒，自起变故。盖彼之精锐尽在两淮，江面阔越，恃其岩阻，兵皆柔脆，用兵以来未尝一战，焉能当我百战之锐！一处崩坏，则望风皆溃，肱髀不续，外内限绝，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敌，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御，水陆相挤，必为我乘。是兵家所谓避坚攻瑕，避实击虚者也。

　　如欲存养兵力，渐次以进，以图万全，则先荆后淮，先淮后江。彼之素论，谓“有荆、襄则可以保淮甸，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”。先是，我尝有荆、襄，有淮甸，有上流，皆自失之。今当从彼所保以为吾攻，命一军出襄、邓，直渡汉水，造舟为梁，水陆济师。以轻兵掇襄阳，绝其粮路，重兵皆趋汉阳，出其不意，以伺江隙。不然，则重兵临襄阳，轻兵捷出，穿彻均、房，远叩归、峡，以应西师。如交、广、施、黔选锋透出，夔门不守，大势顺流，即并兵大出，摧拉荆、郢，横溃湘、潭，以成犄角。一军出寿春，乘其锐气，并取荆山。驾淮为梁，以通南北。轻兵抄寿春，而重兵支布于钟离、合淝之间，掇拾湖泺，夺取关隘，据濡须，塞皖口，南入舒、和，西及于蕲、黄，徜徉恣肆，以觇江口。乌江、采石广布戍逻，侦江渡之险易，测备御之疏密，徐为之谋，而后进师。所谓溃两淮之腹心，抉长江之襟要也。一军出维扬，连楚蟠亘，蹈跨长淮，邻我强对，通、泰、海门，扬子江面，密彼京畿，必皆备御坚厚，若遽攻击，则必老师费财。当以重兵临维扬，合为长围，示以必取。而以轻兵出通、泰，直塞海门、瓜步、金山、柴墟河口，游骑上下，吞江吸海，并著威信，迟以月时，以观其变。是所谓图缓持久之势也。三道并出，东西连衡，殿下或处一军，为之节制，使我兵力常有余裕，如是则未来之变或可弭，已然之失一日或可救也。

　　议者必曰：三道并进，则兵分势弱，不若并力一向，则莫我当也。会不知取国之术与争地之术异：并力一向，争地之术也；诸道并进，取国之术也。昔之混一者，皆若是矣。晋取吴，则六道进；隋取陈，则九道进；宋之于南唐，则三面皆进。未闻以一旅之众而能克国者，或者有之，侥幸之举也。岂有堂堂大国，师徒百万，而为侥幸之举乎？况彼渡江立国，百有余年，纪纲修明，风俗完厚，君臣辑睦，内无祸衅，东西南北，轮广万里，亦未可小。自败盟以来，无日不讨军实而申警之，彷徨百折，当我强对，未尝大败，不可谓弱。岂可蔑视，谓秦无人，直欲一军幸而取胜乎？秦王问王翦以伐荆，翦曰：“非六十万不可。”秦王曰：“将军老矣。”命李信将二十万往，不克，卒畀翦以兵六十万而后举楚。盖众有所必用，事势有不可悬料而幸取者。故王者之举必万全，其幸举者，崛起无赖之人也。

　　呜呼！西师之出，已及瓜戍，而犹未即功。国家全盛之力，在于东左，若亦直前振迅，锐而图功，一举而下金陵、举临安则可也。如兵力耗弊，役成迁延，进退不可，反为敌人所乘，悔可及乎！固宜重慎详审，图之以术。若前所陈，以全吾力，是所谓坐胜也。虽然，犹有可忧者。国家掇取诸国，飘忽凌厉，本以力胜。今乃无故而为大举，若又措置失宜，无以挫英雄之气，服天下之心，则稔恶怀奸之流，得以窥其隙而投其间，国内空虚，易为摇荡。臣愚所以谆谆于东师，反覆致论，谓不在于已然而在于未然者，此也。

　　遂会兵渡江，围鄂州，闻宪宗崩，召诸将属议，经复进议曰：

　　《易》言：“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惟圣人乎！”殿下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断。进退存亡之正，知之久矣。向在沙陀，命经曰：“时未可也。”又曰：“时之一字最当整理。”又曰：“可行之时，尔自知之。”大哉王言，“时乘六龙”之道，知之久矣。自出师以来，进而不退，经有所未解者，故言于真定，于曹、濮，于唐、邓。亟言不已，未赐开允，乃今事急，故复进狂言。

　　国家自平金以来，惟务进取，不遵养时晦，老师费财，卒无成功，三十年矣。蒙哥罕立，政当安静以图宁谧，忽无故大举，进而不退，畀王东师，则不当亦进也而遽进。以为有命，不敢自逸，至于汝南，既闻凶讣，即当遣使，遍告诸帅，各以次退，修好于宋，归定大事，不当复进也而遽进。以有师期，会于江滨，遣使喻宋，息兵安民，振旅而归，不当复进也而又进。既不宜渡淮，又岂宜渡江？既不宜妄进，又岂宜攻城？若以机不可失，敌不可纵，亦既渡江，不能中止，便当乘虚取鄂，分兵四出，直造临安，疾雷不及掩耳，则宋亦可图。如其不可，知难而退，不失为金兀术也。师不当进而进，江不当渡而渡，城不当攻而攻，当速退而不退，当速进而不进，役成迁延，盘桓江渚，情见势屈，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，则我竭彼盈，又何俟乎？且诸军疾疫已十四五，又延引月日，冬春之交，疫必大作，恐欲还不能。

　　彼既上流无虞，吕文德已并兵拒守，知我国疵，斗气自倍。两淮之兵尽集白鹭，江西之兵尽集隆兴，岭广之兵尽集长沙，闽、越沿海巨舶大舰以次而至，伺隙而进。如遏截于江、黄津渡，邀遮于大城关口，塞汉东之石门，限郢、复之湖泺，则我将安归？无已则突入江、浙，捣其心腹。闻临安、海门已具龙舟，则已徒往；还抵金山，并命求出，岂无韩世忠之俦？且鄂与汉阳分据大别，中挟巨浸，号为活城，肉薄骨并而拔之，则彼委破壁孤城而去，溯流而上，则入洞庭，保荆、襄，顺流而下，则精兵健橹突过浒、黄，未易遏也，则亦徒费人命，我安所得哉！区区一城，胜之不武，不胜则大损威望，复何俟乎！

　　虽然，以王本心，不欲渡江，既渡江，不欲攻城，既攻城，不欲并命，不焚庐舍，不伤人民，不易其衣冠，不毁其坟墓，三百里外不使侵掠。或劝径趋临安，曰其民人稠夥，若往，虽不杀戮，亦被践蹂，吾所不忍。若天与我，不必杀人；若天弗与，杀人何益，而竟不往。诸将归罪士人，谓不可用，以不杀人故不得城。曰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，汝十万众不能胜，杀人数月不能拔，汝辈之罪也，岂士人之罪乎！益禁杀人。岿然一仁，上通于天，久有归志，不能遂行耳。然今事急，不可不断也。

　　宋人方惧大敌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，未暇谋我。第吾国内空虚，塔察国王与李行省肱髀相依，在于背胁；西域诸胡窥觇关陇，隔绝旭烈大王；病民诸奸各持两端，观望所立，莫不觊觎神器，染指垂涎。一有狡焉，或启戎心，先人举事，腹背受敌，大事去矣。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，令脱里赤为断事官、行尚书省，据燕都，按图籍，号令诸道，行皇帝事矣。虽大王素有人望，且握重兵，独不见金世宗、海陵之事乎！若彼果决，称受遗诏，便正位号，下诏中原，行赦江上，欲归得乎？

　　昨奉命与张仲一观新月城，自西南隅抵东北隅，万人敌，上可并行大车，排槎丳楼，缔构重覆，必不可攻，只有许和而归耳。断然班师，亟定大计，销祸于未然。先命劲兵把截江面，与宋议和，许割淮南、汉上、梓夔两路，定疆界岁币。置辎重，以轻骑归，渡淮乘驿，直造燕都，则从天而下，彼之奸谋僣志，冰释瓦解。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，收皇帝玺。遣使召旭烈、阿里不哥、摩哥及诸王驸马，会丧和林。差官于汴京、京兆、成都、西凉、东平、西京、北京，抚慰安辑，召真金太子镇燕都，示以形势。则大宝有归，而社稷安矣。

　　会宋守帅贾似道亦遣间使请和，乃班师。明年，世祖既位，以经为翰林侍读学士，佩金虎符，充国信使使宋，告即位，且定和议，仍敕沿边诸将毋钞掠。经入辞，赐蒲萄酒，诏曰：“朕初即位，庶事草创，卿当远行，凡可辅朕者，亟以闻。”经奏便宜十六事，皆立政大要，辞多不载。

　　时经有重名，平章王文统忌之。既行，文统阴属李璮潜师侵宋，欲假手害经。经至济南，璮以书止经，经以璮书闻于朝而行。宋败璮军于淮安，经至宿州，遣副使刘仁杰、参议高翿请入国日期，不报。遗书宰相及淮帅李庭芝，庭芝复书果疑经，而贾似道方以却敌为功，恐经至谋泄，竟馆经真州。经乃上表宋主曰：“愿附鲁连之义，排难解纷；岂知唐俭之徒，款兵误国。”又数上书宋主及宰执，极陈战和利害，且请入见及归国，皆不报。驿吏棘垣钥户，昼夜守逻，欲以动经，经不屈。经待下素严，又久羁困，下多怨者。经谕曰：“向受命不进，我之罪也。一入宋境，死生进退，听其在彼，我终不能屈身辱命。汝等不幸，宜忍以待之，我观宋祚将不久矣。”居七年，从者怒斗，死者数人，经独与六人处别馆。又九年，丞相伯颜奉诏南伐，帝遣礼部尚书中都海牙及经弟行枢密院都事郝庸入宋，问执行人之罪，宋惧，遣总管段佑以礼送经归。贾似道之谋既泄，寻亦窜死。经归，道病，帝敕枢密院及尚医近侍迎劳，所过父老瞻望流涕。明年夏，至阙，锡燕大庭，咨以政事，赏赉有差。秋七月，卒，年五十三，官为护丧还葬，谥文忠。明年，宋平。

　　经为人尚气节，为学务有用。及被留，思托言垂后，撰《续后汉书》、《易春秋外传》、《太极演》、《原古录》、《通鉴书法》、《玉衡贞观》等书及文集，凡数百卷。其文丰蔚豪宕，善议论。诗多奇崛。拘宋十六年，从者皆通于学。书佐苟宗道，后官至国子祭酒。经还之岁，汴中民射雁金明池，得系帛，书诗云：“霜落风高恣所如，归期回首是春初。上林天子援弓缴，穷海累臣有帛书。”后题曰：“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，获者勿杀，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。”其忠诚如此。

　　二弟彝、庸，皆有名。彝字仲常，隐居以寿终；庸字季常，终颍州守。子采麟，亦贤，起家知林州，仕至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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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史·列传·卷四十四部分译文

作者：佚名

　　刘秉忠，字仲晦，初名侃，因信佛教改名子聪，任官后而名秉忠。其祖籍瑞州，世为辽朝官宦大族。曾祖父任金朝邢州节度使，家居邢州，故自祖父刘泽始为邢州人。太祖十五年(1220)，木华黎攻取邢州，立都元帅府，任刘秉忠父刘润为都统，后改署州录事，又历任巨鹿、内丘两县提领。

　　刘秉忠自幼聪颖，八岁入学就能日诵文数百言。十三岁在帅府做人质，十七岁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，以便于就近奉养其亲。秉忠为令史时常郁郁不乐，一日叹曰：“我家世代为官，宁愿沦为书记小吏吗？大丈夫生不逢时，只有隐退以待时而起。”便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。若干年后，被天宁寺虚照禅师收为徒弟。后又云游云中，留居南堂寺。

　　元世祖即位之前，海云禅师奉召，路过云中时闻秉忠博学多才，邀与同行。拜见世祖后，世祖甚为称赞，多次垂询。秉忠于书无所不读，尤其深入研究《易经》及宋邵氏《经世书》，至于天文、地理、律历、占卜无不精通，天下事了如指掌。世祖甚是宠爱，留其身边供职。后数年因父殁奔丧回家，世祖赐金百两为治葬之用，且遣使送至邢州。服丧期满，便召还至和林。秉忠至和林后上书数千百言，其大意是：

　　一、天生成吉思皇帝，统帅大军降诸国，不数年而取天下，但“以马上取天下，不可以马上治”，昔周公以此辅佐其弟武王治理国家，愿大王效法周公，亦以此辅佐兄长当今皇上治理天下。

　　二、皇帝治国，在内委任宰相，率领百官以理内政；对外委任大将，统领三军以安国土，内外相济，这当然是首要的。但天下之大，内外国事之多，非少数人所能顾及周到。应当选择开国功臣的子孙，分派到京府州县去监督旧官遵守王法。还要差官去检查，治理好的升官，不好的贬官。

　　三、天下户过百万，因差役、军役及官吏压迫，人民逃亡，比原额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一。应按现在户口确定差税，以后逃民复业后再行定夺。规定百官爵禄，廉洁者升，污滥者降，若有自行威福、滥杀生民者从严治罪。

　　四、对天下之民多施教化，现在已囚禁之人从宽赦免，明施教令。今后犯罪者均须审讯清楚后定罪，死罪须上报听候断决，这样才不致刑及无辜。

　　五、天子以国为家，以民为子。国与民如鱼与水一般。今应清查官府所欠债务，若原系正当借贷，宜按合罕皇帝圣旨，一本一利由官府归还，若系非正当借贷，且无借据，以及息大于本者，一概豁免。

　　六、人民纳公粮，就近输仓。各处行商坐贾的正税应按旧制，十五取一，禁止巧取横夺。仓库收粮时，加耗不许超过规定。禁止奢华，帝王之后裔、功臣、大小官员的服饰各有规定，无官职之人不得穿官服，要减轻人民的赋税，差遣劝农官领导百姓勤务农桑，经营产业。

　　七、宜遵照旧制，各地办学校，实行科举选士制度，开国功臣的子孙应入学校受教育，从中选拔有才能者加以任用。

　　八、慎择县官。关西、河南地广土肥，由于战争，人民逃亡，应设官招抚。孤寡及残疾人，宜设孤老院，官府供给衣粮。朝廷使臣到各地州郡，应设馆安置，不得住在官衙及百姓家中。

　　九、孔子为百王之师，宜令各地立庙祭祀，访察当地名儒，请他们按照传统礼仪祭祀上下神灵。今天下广远，虽是成吉思皇帝的威福造成的，也是天地神明的保佑。

　　十、现在通行的辽历不准确，听说司天台改制新历，现新君即位，正须颁行。着手撰修《金史》，使一代君臣事业传之后世。

　　十一、国家拨出一部分经费赡养那些生活困难的名士学者，其中若自有产业者，可免其赋税差役，使他们为国家尽其才能。

　　十二、广开言路，不以人废言，也不以言废人，要使皇帝左右谏臣敢于直言，细致筹划。明君要分辨君子和小人，使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。

　　十三、将国内人民必须之盐场和矿冶交各路课税所管理，使好利之徒不能染指。禁止好利之徒依恃官势害民，使商贾与百姓和好交易，互不欺夺。

　　十四、禁止私设牢狱，禁止鞭背之刑。若纪纲正于上，法度行于下，天下可不劳而治。官不在多，唯在得廉洁能干之人。

　　世祖对这番议论，甚为赞赏，均加采纳。刘秉忠又上言道“：邢州户口原有万余，自兴兵以来都不满数百，若派真定之张耕、氵名水之刘肃这样的良吏去治理，必定能恢复旧日盛况。”于是朝廷派耕为邢州安抚使，肃为副使。不久流民复业，升邢州为顺德府。

　　宪宗三年(1253)、四年和九年，刘秉忠随世祖征大理、云南和伐宋时，力劝勿滥杀，故每克一城不妄戮一人，所至人民全活者不可胜计。

　　中统元年(1260)世祖即位，采纳秉忠的建议，下诏建元纪年，设立中书省和宣抚司。朝廷旧臣、山林隐士都被录用。

　　秉忠虽居于皇帝左右，但仍着旧服，当时人称他为“聪书记”。至元元年(1264)，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奏言，秉忠早在陛下即位前就参与军国大事，有劳有功。今陛下即位，万象更新，而秉忠仍着旧装，我等于心不安。应正其衣冠，给以厚爵。皇帝采纳，拜秉忠为光禄大夫，位至太保，参与领导中书省政事，并诏令以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为秉忠之妻，赐奉先坊为秉忠府第。秉忠受命后以天下为己任，凡国家大小事务，都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深得皇帝宠信。所推荐和提拔的人，后都为名臣。

　　最初，帝命秉忠在桓州东滦水北之龙冈建城，三年而毕，名曰开平，是为上都，以燕京为中都。至元四年，又命秉忠筑中都城，建立宗庙宫室。八年秉忠请建国号为“大元”，以中都为大都，并为皇帝制定官制，朝见皇帝礼节、百官的服饰及俸禄等。

　　至元十一年(1274)，随帝至上都，在附近南屏山筑舍居住，八月忽然无病而卒，年五十九岁。世祖闻耗惊悼，对群臣说“：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，小心谨慎，不避艰险，言无隐情，其学问之深，惟朕知之。”令出内府钱安葬于大都。十二年赠太傅，封赵国公，谥文贞。成宗时赠太保，谥文正。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。

　　秉忠自幼好学，至老不懈，生活简朴，自号“藏春散人”。其诗潇洒闲淡，有文集十卷。

　　张文谦，字仲谦，邢州沙河人。自幼聪敏，记忆力强，与太保刘秉忠同学。世祖即位前为藩王时，封邢州为分地，秉忠向世祖荐举文谦。定宗二年(1247)，世祖召见文谦，命他掌管王府书记，渐渐为世祖所信任。邢州地当要冲，初分二千户以供勋臣衣食，派去管理的人，皆不知如何治理，而是进行百般搜刮，人民承受不了，有人向王府申诉。文谦与秉忠一同去对世祖说：“今民生困苦，以邢州尤其严重。何不择人去治理，责其成效，使各地向民间征取有一定限度和规定，这样，天下百姓都受到恩惠。”于是选近侍脱兀脱、尚书刘肃、侍郎李简一同去治理。三人到邢州后，同心协力，除去弊政，革去贪暴。于是逃亡在外的相继返乡，不到一月，户增十倍。从此，世祖更加重用儒生，让他们参与政务，这都是由文谦向皇帝建议的结果。

　　宪宗元年(1251)，文谦与秉忠把当前首先要办的事陈奏于世祖，都予实行。世祖征大理，国王高祥抗拒不服，杀朝廷派去的使臣而逃跑了。世祖大怒，要大肆屠杀大理城的居民。文谦与秉忠、姚枢极力谏阻道“：杀使臣抗拒朝廷之命的是高祥，百姓无罪，请宽大。”大理百姓因此保住性命。宪宗九年，世祖率师伐宋，文谦与秉忠对世祖说：“王者之师，有征讨但无战争，对南方臣民当一视同仁，不可滥杀。”世祖道：“希望与卿等共同遵守。”入宋境后命诸将不准妄杀和烧毁房屋，所获人口一律释放。

　　中统元年(1260)，世祖即位，设立中书省，首命王文统为平章政事，文谦为左丞。建立纲纪，讲明利弊，以安国便民为宗旨。诏令一出，天下有太平之望。而文统素好忌恨别人，在商议政务时，每每与文谦相互可否，意见不一，怀怨于心，因此文谦请求出京任职。诏令他以中书左丞之职行大名等路宣抚司事。临行，对文统说“：民困苦已久，况又逢大旱，若不减税赋，何以满足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之希望？”文统说：“皇帝新即位，国家经费只是仰给于税赋，如果再行减免，国家所需如何供给？”文谦说：“百姓足，君怎么会不足！等到风调雨顺的丰收之年，再行征收也不晚。”于是减常赋的十分之四，商酒税减十分之二。

　　中统二年春，回到朝廷，留在政府工作。朝廷始设左右部，推行各项政治措施，事无大小都办得很好，其中文谦尽了很大力量。三年，阿合马领左右部，总管国家财政，凡事只由他奏请皇帝，不必禀告中书省。朝廷诏大臣们讨论此事，文谦说“：分管财政，古代有这种制度，但说中书不干预其事，是没有道理的。若中书不问，天子将亲自来处理吗？”世祖认为“仲谦说的是”。

　　至元元年(1264)，诏令文谦以中书左丞之职巡察西夏中兴等路。羌族习俗素来与中原不同，办事无纲无纪，文谦从被俘人口中得蜀士五六人，让他们出来熟悉政事，一月之内，公文有格式，子弟也知读书，习俗为之一变。又疏导唐来、汉延二渠，灌田十数万顷，百姓得其利。

　　至元三年回朝，诸势家提出把数千户强迫为私家奴婢。此事久议不决。文谦认为，当以太宗七年(1235)为断，奴婢没有在官府户籍册上登记的，可归属于势家，其余良民无强迫为奴隶之理。议定之后，作为法律共同遵守。五年，淄州妖人胡王惑众，官府为此逮捕了百余人。丞相安童转奏文谦之言：“愚民无知，故被妖人欺骗引诱，杀其首恶就可以了。”朝廷命文谦去处理此案，文谦只处决三人，其余释放。

　　至元七年，拜文谦为大司农卿。文谦奏请设立各道劝农司，巡行劝农，开垦荒田，举行祭先农、先蚕等礼。又与窦默一同奏请设立国子学。朝廷诏命许衡为国子祭酒，挑选贵族子弟进行教育。当时，阿合马计划收民间之铁，由官铸造农具，以高价配售与民；创立行户部于东平、大名，印制钞票；所遣诸路转运司干政害民。文谦都将这些弊政在皇帝面前予以弹劾，请求废除。十三年，升御史中丞。阿合马怕台谏官揭发其奸诈，奏请废除了各道按察司。文谦却奏请恢复，但他自知为奸臣所忌恨，力请辞去御史中丞之职。当时世祖正因《大明历》成书年代已久，有差错，命许衡等制定新历法，于是授文谦为昭文馆大学士，领太史院以总管修新历之事。十九年，拜枢密副使。一年多病卒，享年六十七岁。

　　文谦早随刘秉忠研究占卜相命之术；晚年结交许衡，尤精于义理之学。为人刚直明快，凡所陈奏于皇帝者，无不是尧、舜仁义之道。多次违背权臣的意图，但把因此而蒙受的是非得失，全不放在心上。家中只有藏书数万卷。他尤以引荐人材为己任，时论更加肯定他。累赠推诚同德佐运功臣、太师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上柱国，追封魏国公，谥忠宣。

　　郝经，字伯常，祖籍潞州，后迁居泽州。金末，父郝思温举家迁于河南鲁山避难。河南兵荒马乱，居民躲藏于地窖中，乱兵用火熏，民多惨死，郝经母许氏亦遇难将死，幸经用蜂蜜和寒菹救活。这时他才九岁，人称奇才。金亡后，郝经全家又迁居顺天。经因家贫，白天打柴买米度日，夜间苦读，如此过了五年，为当地守将张柔、贾辅闻知，请去奉为上宾。张、贾二家藏书万卷，郝经得有幸博览，无不精通。其祖父之弟子元裕对他说“：你貌似你祖父，才器非凡，望倍加努力。”

　　宪宗二年(1252)，世祖以皇弟的身份在金莲川建立王府，召郝经去咨询治国安民之道。郝经进呈数十条，世祖大喜，因留用于王府。此时蒙古皇帝正调集各路军马攻宋，西路军由宪宗亲领入蜀，东路大军由世祖统领，郝经随世祖至濮州。有人提出取宋七条建议，世祖交诸将商议。郝经认为：“自古得天下者，以德不以力。今宋尚无败亡的迹象，而我军空国而出，恐诸侯乘虚于内，小民受苦于外。臣郝经只见其危险的一面而未见有利的一面。王不如屯兵不动，颁行德政，施恩于民，招贤纳士，笼络各地守臣，共同防御，等待西军进展。这样上合天心，下从民望，时至而动，可轻易夺取宋国。”世祖见郝经不过一介书生，竟有如此高论，十分惊异，以为是事先与张柔商议过的。郝经解释道“：经年少时曾寓居张柔家，曾听过他的高见，但现在是我自己想当然而已，张拔都并不知道。”随之又进呈七条建议，共七千余言。世祖任命杨惟中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抚史，郝经为副使，将归德军先开至江上，宣布恩信，招纳归附宋人。惟中欲私还汴京，郝经劝阻曰：“我与公同受命南征，不曾受命还汴。”惟中大怒，不听劝阻。经自率师南下，惟中又惧怕起来，与经一同南行。

　　郝经闻知宪宗在蜀军事久无进展，于是向世祖进呈《东师议》，真大意是：

　　经闻取天下易，救天下则难。我朝曾以一旅之师，奋起于漠北，欲统一中国，马首所向，无坚不摧。灭金国，并西夏，占领荆襄，克复成都，平定大理，征服诸夷，得天下十分之八，惟宋未下，未能成就统一大业，连年用兵，迄今已二十年了。为什么以往取胜易，而今完成统一大业难？

　　取天下有两种策略，一是武力夺取，一是智谋夺取。前者不可旷日持久，久则士气疲惫；后者不胜急，急则难以成功。从历史看，自汉、唐以来，以武力夺取，只费时五六年，未有超过十年者，所以军力不会疲惫，终能成功。晋之取吴，隋之取陈，经营十年有余，都是以智谋统一天下。无论时代之远近，其成功之道各取所当，不可任意行动。

　　我国家建立五十年，一是用兵力取天下，百姓深受战乱之苦，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久且多的，军力怎能不疲惫呢？今征兵收税，朝下令而夕出师，大王亲自披甲出征，跋涉山河，举全国之力以伐宋，企图统一天下。其志可谓坚定，其军力可谓强盛，所取得土地可谓广大，但仅只以力取胜，谋略未得施展。如果在平定诸国之后，息师安民，施行教化，创立法度，上下井井有条，不紊不乱，再任老成者为丞相，用英勇善战者为将帅，选贤能为官吏，聚集智谋于参议机要，减轻人民的赋税，发展农业，内政治好了，国防也强了。如有不服者，先发文诰晓以大义，如拒绝不听，然后伺机征讨。从东海至襄、邓，屯驻重兵，军旗相望，此为正兵。自汉中至大理，以轻骑速进，以为奇兵。只要将帅得人，军纪严明，皇帝虽居九重深宫，天下即可整治。若不如此，隔一岁就大举征伐，兵连祸结，上下震动，将如何得了。今东师未出，大王明智仁爱，何不事先讨论！

　　用兵之道在于按本国情况，不必遵行古制。我蒙古大军由于长期围猎，其聚如丘山，散如风雨，迅如雷电，捷如鹰鹘，出其不备，攻其不意，故得以破回鹘，灭西夏，败金兵，都是因为善用奇兵。其后由金、房绕出潼关之背以攻汴，自西和径入石泉、威、茂以取蜀，自临洮、吐蕃穿过西南以平大理，这些都是用奇兵的成功。其所以能出奇制胜，是因为关陇、江淮以北，多是平原旷野，便于骑兵驰骋，所向无敌。如今大军进取巴蜀，那里大山深谷，险阻重重。皇上亲领百万之众，首尾万余里，运动困难。敌人则据险扼守，攻难守易，虽有奇谋秘略，不能施展，力无所用与无力一样，勇无所施与不勇无异，计不能行与无计相同，大军徘徊不能进，这便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的道理。

　　为今之计，应改正已造成的失误，防备未来的变化。攻蜀大军不能突然撤退，殿下最好遣人去请示于皇上，乘我大军压境之势，派人去劝说宋朝赔款割地。暂且息兵议和，保全我军势力，而后再图大举。如果皇上不采纳殿下意见，殿下也算是尽了自己的职责，然后再慎重详细规划进军方略，仍按前定之谋，以西路军为奇兵，以东路军为正兵。东师南进之前，先文告宋朝，讲明祸福所在，使他们知道殿下有仁爱之心，不愿屠杀，非好攻战，是不得已而用兵。殿下诚意昭著，恩信施行，然后挑选精勇兵将，组成一军，以老成善带兵者为将帅，作为殿下近卫军，以防不虞。其余由大官重臣分师统领，作为攻战部队。新招入部属不知打仗，可使他们在沿边筑垒，与敌郡县犬牙相错，以牵制敌军。老弱残兵，把他们编组起来，由素有重望的大臣领导为内地镇守之卒。这样内外布置周到，没有破绽，然后节制进军。进入宋境之后，军队阵营严整，缓慢前进。我军要扬长避短。宋军恃城坚守，以不战而使我军疲惫，我军可长期围而不攻，使彼自困，选择出入便利地方屯驻重兵，表现出我军必然夺取的态势。凡攻占的地方，要严禁军士焚烧庐舍及滥杀人民，开其生路，争取人心。

　　军队士气振奋起来了，一切军需用品都准备充足了，然后以轻骑进攻两淮，截断宋军粮草，使血脉断绝，各守孤城。随即大军南下，直抵长江北岸，沿江屯驻，号令严明，军纪整肃，首尾衔接，各备船只，扬言渡江。宋军必大为震惊，内部发生变故。因为宋军精锐都在两淮，扼守长江的军队未曾经过战斗，只是恃长江天险，何能抵挡我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。我军在一处突破，其他则望风皆溃，其两淮之军亦不能回师救援。这就是兵家所谓的避坚攻弱，避实击虚。

　　宋军素来认为“：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，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。”我军万全之策是：前荆后淮，先淮后江。过去我军据有荆、襄、淮甸，占据长江上游，后来失守。今日当以彼所保者为吾所攻，命一军出襄、邓，直渡汉水，造舟架桥，水陆并进。以轻骑取襄阳，绝宋军粮路；以重兵趋汉阳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防。或者以重兵攻襄阳，轻兵穿越均州、房州，远攻归州、峡州，以接应西路军。如果交、广、施、黔遣兵出击，宋军夔门不守，西路大军顺流而下，占据荆、郢、湘、潭，与东路军形成掎角之势。命一军出寿春，乘势夺取荆山，架桥于淮河以沟通南北。派轻兵包抄寿春，重兵分布于钟离、合肥之间，占据濡须，堵住皖口，南入舒、和，西至蕲、黄，在乌江、采石间广布巡逻兵，侦察渡江之险易，经过从容策划，然后进军。此所谓“溃两淮之腹心，抉长江之襟要”。一军出维扬，但由于通、泰、海门以及扬子江面均靠近宋朝京都，必有重兵防守，不宜立即进攻，当以重兵临维扬，又以轻兵出通、泰，直抵海门、瓜步、金山、柴墟河口，游骑上下，静观形势变化。以上三军并出，东西连成一气，殿下虽身居一军可节制各路。

　　或有相反意见，认为三路大军并进，必然兵分势弱，不如三军合力向一方进攻，敌莫敢当。此等意见是不知取国之术与争地之术不同。大军合力向一处进攻，这是争地之术；诸路军并进，是取国之术。中国历代帝王统一天下，都是采取后一战略。如晋取吴是六道并进，隋取陈是九道并进，宋取南唐是三道并进。没听说有一旅之师而能攻灭敌国者；或有，那也是侥幸成功，岂有堂堂大国，拥军百万，而图侥幸成功的吗？况宋朝自南渡以来，百有余年，纪纲严明，风俗淳厚，君臣和睦，内无祸害，土地广阔，不可小视。自盟约破坏之后，他们每日都在注重军事，时时警戒，把我们当作强敌对待，且从未大败过，岂可蔑视。故英明君主之得天下，必有万全之策，不能以侥幸取胜。

　　西路军出师已一年了，还未成功。我国家全盛之力在于东路军，若东路军一举而下金陵，攻克临安是完全可能的。但因此而大量消耗了兵力，多费时日，以致进退两难，反让敌国有机可乘，到那时将悔之不及了。所以应详细筹划，慎重行事，以智取为上，这是保全实力，坐以取胜。过去我朝征服各国，本以力胜，但如今形势不同，若措置失当，既不能挫败南朝英雄之气，服天下之心，又让那些心怀叵测的小人乘机离间，为之动摇。愚臣不厌其烦地反复议论东路军的作战方略，着眼点不是已形成的局势，而是将来的局势。

　　元军正当会师渡江，围攻鄂州之时，忽闻宪宗驾崩。世祖召集诸将商议对策。郝经再上书曰：

　　《易经》说：“只有圣人能知进退存亡，不偏不倚。”殿下才智过人，刚毅果断，足以统御天下。且久知进退存亡之道理。然自出师以来，进而不退，臣经很不理解。在真定，在曹、濮，在唐、邓，反复进言，均未蒙允准。如今形势急迫，故再进狂言。

　　国家自平金以来，只务进取，不蓄精养锐以待时机，以致用兵日久，费财巨大，且终无成效。蒙哥罕即位后，本应休养生息，忽大举用兵，进而不退。付与殿下率领的东师也是不当再进而又进，认为是皇命不可违。大军至汝南，既闻皇上驾崩，理应立即遣使至各军统帅，相继退军，与宋议和，殿下回归京师，处理皇位继承大事，但仍旧进军，这是不当进而速进。大军会集于长江之滨以后，应遣使与宋议和，息兵安民，整顿队伍，准备北归，但仍进军，又是不当进而又进。既不宜渡淮，又岂宜渡江？既不宜任便进军，又岂可攻城？如果认为机不可失，敌不可纵，那么既已渡江就不可中止，当乘虚取鄂州，然后分兵四出，直抵临安，使宋朝措手不及，灭掉宋国。如果达不到灭宋目的，则应知难而退。大军不当进而进，江不当渡而渡，城不当攻而攻，当速退而不退，当速进而不进，徘徊于江边，耽误时日，暴露出我军的弱点。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，我军精疲力竭，敌军精神饱满，还有何期待？我军患病者十有四五，到冬春之交，瘟疫流行，那时恐怕想回师也不可能了。

　　宋朝上流既已无忧，吕文德集中兵拒守，他们知我国内政局不稳，斗志倍增，两淮之兵尽集于白鹭，江西之兵尽集于隆兴，岭广之兵尽集于长沙，闽、越沿海巨舶大舰相继而至，伺隙而进。如果堵住江、黄渡口，阻拦于大城关，扼守汉东之石门，封锁郢、复之湖泊航道，我军将如何北归？不得已只有突入江、浙，捣其心腹。据闻，临安、海门已聚集战舰，是不能去的；如果还抵金山，拼命杀出归路，宋人中岂无韩世忠之辈？鄂州与汉阳在大别山两头，中间有大河大湖，号为“活城”，如果我军全力拔取，敌军必弃城逆流而上，入洞庭，保荆、襄，再顺流而下，突过浒、黄，我军亦难以截堵。为此鄂州区区一城，取之并不显示我军威力，不能取则大损我军威望。

　　殿下本不愿渡江，既渡江也不欲攻城，既攻城也不焚烧房屋，不伤百姓，不强迫汉人改换蒙古衣冠，不破坏汉人坟墓，禁止百城外侵掠民财。虽有人劝殿下直趋临安，殿下认为：“临安人口稠密，若至临安，虽不杀人，人民也受践踏，于心不忍。若天与我，不必杀人；若天不与，杀人何益！”终于不趋兵临安，仁慈之心上通于天。殿下本久有北归之意，只是因故不能成行。然为今事急，不可不做决断。

　　现在，宋朝正惧我大军压境，集师自救，还无暇向我进攻。而我国内空虚，塔察国王与李行省相互勾结，威胁后方；西域诸胡窥伺关陇，旭烈大王正远征在西方，与中国本土隔绝；企图夺取皇位者，大有人在。狡诈之人说不定会兴兵作乱，使我腹背受敌，那时大事去矣。而且阿里不哥已据燕都，发布敕令，命脱里赤为断事官及行尚书省，号令诸道，已行皇帝之事。大王虽素有重望，且握重兵，但若阿里不哥声称受先帝遗诏，登基正位，下诏中原，行赦江北，那时大王欲归京师而不可能了。

　　昨奉命与张仲一察看新月楼，见西南角到东北角，敌屯军万人防御坚固，必不可攻，只有许和息兵。殿下断然班师回朝，速定皇位大计，销祸于未然。可先命劲兵把截江面，与宋议和，允许他们割淮南、汉上及梓、夔两路，划定疆界，规定每年贡纳钱币。然后留下辎重，轻骑渡淮，直抵燕都，如从天而降，一切奸谋冰释瓦解。遣一军从四川迎回蒙哥皇帝灵柩，接收皇帝宝玺，遣使召旭烈、阿里不哥、摩哥及诸王驸马，会集于和林，为大行皇帝治丧。差官至汴京、京兆、成都、西凉、东平、西京、北京各地，抚慰军民。召真金太子镇守燕都，并使他明了当前形势。这样则皇位继承有人，国家安稳无忧。

　　这时，恰逢宋朝守帅贾似道亦遣使求和，世祖应允，乃班师北归。

　　第二年(1260)世祖即位，以郝经为翰林侍读学士，佩金虎符，任国信使至宋宣告世祖承继皇位，商定和议，令沿边诸将不得抢掠。郝经南行前入辞世祖，并上奏议十六事，皆政务大要。

　　郝经名声很大，遭平章王文统的妒忌。王文统在郝经南行起程之后，暗中嘱咐李..调兵攻宋，企图借宋人之手杀害郝经。郝经行至济南，李..写信给郝经阻止他南行，郝经把李..的信送呈朝廷，自己继续南下。宋军败李..军于淮安。郝经至宿州，遣副使刘仁杰、参议高寿羽去向宋朝商定入国日期，宋守将不上报其朝廷。经又致书宋宰相及淮帅李庭芝。李庭芝在回信中怀疑郝经南来的意图。贾似道正以抗敌有功自负，怕郝经到来后会揭穿他弄虚作假的阴谋，把郝经留住于真州。郝经上表宋朝皇帝，申述他来议和的诚意，又多次写信给宋朝皇帝及宰相，极力陈述战和的利害，并请求入见宋朝皇帝和归国。这些都未上报宋朝皇帝。郝经所住的驿馆，被宋军严密把守，日夜巡逻，企图以此来动摇郝经南下到临安议和的决心。郝经不屈，对随从人员说：“如果我受命不南下，那是我的罪过。我们一入宋境，死生进退，听宋朝处置，我决不屈服。你们不幸也遭监禁，应耐心等待，我看宋朝的寿命不久了。”郝经在真州被软禁了十六年，至元十一年(1274)，丞相伯颜奉诏南伐，世祖遣礼部尚书中都海牙及郝经之弟行枢密院都事郝庸入宋，问宋朝关押元朝使臣之罪。宋朝廷害怕了，遣总管段佑送郝经归元。贾似道欺君误国的阴谋也被揭破，流放而死。第二年夏，郝经回到朝廷，世祖赐宴，并咨询政务。七月病卒，年五十三岁，谥“文忠”。郝经在真州被软禁期间，曾做诗曰：“霜落风高恣所如，归期回首是春初，上林天子援弓缴，穷海累臣有帛书。”其忠诚如此。

　　郝经为人注重气节，学问讲求实用。在被拘留十六年中，著书立说以垂后世，撰有《续后汉书》、《易春秋外传》、《太极演》、《原古录》、《通鉴书法》、《玉衡贞观》等书及文集，凡数百卷。随从亦受学不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