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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变

  夫设文之体有常,变文之数无方,何以明其然耶?凡诗赋书记,名理相因,此有常之体也;文辞气力,通变则久,此无方之数也。名理有常,体必资于故实;通变无方,数必酌于新声;故能骋无穷之路,饮不竭之源。然绠短者衔渴,足疲者辍途,非文理之数尽,乃通变之术疏耳。故论文之方,譬诸草木,根干丽土而同性,臭味晞阳而异品矣。

  是以九代咏歌,志合文则。黄歌“断竹”,质之至也;唐歌在昔,则广于黄世;虞歌《卿云》,则文于唐时;夏歌“雕墙”,缛于虞代;商周篇什,丽于夏年。至于序志述时,其揆一也。暨楚之骚文,矩式周人;汉之赋颂,影写楚世;魏之篇制,顾慕汉风;晋之辞章,瞻望魏采。搉而论之,则黄唐淳而质,虞夏质而辨,商周丽而雅,楚汉侈而艳,魏晋浅而绮,宋初讹而新。从质及讹,弥近弥澹,何则?竞今疏古,风昧气衰也。

  今才颖之士,刻意学文,多略汉篇,师范宋集,虽古今备阅,然近附而远疏矣。夫青生于蓝,绛生于蒨,虽逾本色,不能复化。桓君山云∶“予见新进丽文,美而无采;及见刘扬言辞,常辄有得。”此其验也。故练青濯绛,必归蓝蒨;矫讹翻浅,还宗经诰。斯斟酌乎质文之间,而隐括乎雅俗之际,可与言通变矣。

  夫夸张声貌,则汉初已极,自兹厥后,循环相因,虽轩翥出辙,而终入笼内。枚乘《七发》云∶“通望兮东海,虹洞兮苍天。”相如《上林》云∶“视之无端,察之无涯,日出东沼,入乎西陂。”马融《广成》云∶“天地虹洞,固无端涯,大明出东,入乎西陂”。扬雄《校猎》云∶“出入日月,天与地沓”。张衡《西京》云∶“日月于是乎出入,象扶桑于濛汜。”此并广寓极状,而五家如一。诸如此类,莫不相循,参伍因革,通变之数也。

  是以规略文统,宜宏大体。先博览以精阅,总纲纪而摄契;然后拓衢路,置关键,长辔远驭,从容按节,凭情以会通,负气以适变,采如宛虹之奋鬐,光若长离之振翼,乃颖脱之文矣。若乃龌龊于偏解,矜激乎一致,此庭间之回骤,岂万里之逸步哉!

  赞曰∶

  文律运周,日新其业。变则可久,通则不乏。

  趋时必果,乘机无怯。望今制奇,参古定法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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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心雕龙·通变译文

作者:佚名

  《通变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二十九篇,论述文学创作的继承和革新问题。

  全篇分四部分。第一部分讲“通”和“变”的必要。刘勰认为各种文体的基本写作原理是有一定的,但“文辞气力”等表现方法却不断发展变化着;因此,文学创作对有定的原理要有所继承,对无定的方法要有所革新。第二部分就魏晋以前历代作家作品的发展情况,来说明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系,强调继承与革新应该并重。第三部分是紧接上面主张“宗经”的思想来论述的。刘勰举枚乘、司马相如等五家作品沿袭的情形,一以说明通变的方法,一以表示忽于“宗经”而在“夸张声貌”上“循环相因”,就出现了“广寓极状,而五家如一”的情形。第四部分讲通变的方法和要求,提出必须结合作者自己的气质和思想感情,来继承前人和趋时变新,文学创作才能有长远的发展。

  “变则其久,通则不乏。”这是文学艺术的一条发展规律。本篇能从“通”和“变”的辩证关系来论述继承和革新的不可偏废,这是可取的;刘勰针对当时“从质及讹”、“竞今疏古”的创作倾向,提出“还宗经诰”的主张,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。但刘勰所讲的“通”和“变”都过于狭窄:文学创作所应继承的,显然主要还不在诗、赋、书、记等文体的写作特点;而要发展革新的,也不仅仅是“文辞气力”等表现方法。他未能认识到古代文学作品中一切优秀的内容和形式、思想和技巧,都有根据新的条件而加以继承和发展的必要,这就使他的通变论带有较大的片面性。

  (一)
  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,但写作时的变化却是无限的。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?如诗歌、辞赋,书札、奏记等等,名称和写作的道理都有所继承,这说明体裁是一定的;至于文辞的气势和感染力,惟有推陈出新才能永久流传,这说明变化是无限的。名称和写作道理有定,所以体裁方面必须借鉴过去的著作;推陈出新就无限量,所以在方法上应该研究新兴的作品。这样,就能在文艺领域内驰骋自如,左右逢源。不过,汲水的绳子太短的人,就会因打不到水而口渴;脚力软弱的人,也将半途而废。其实这并不是写作方法本身有所欠缺,只是不善于推陈出新罢了。所以讲到创作,就好像草木似的:根干附着于土地,乃是它们共同的性质;但由于枝叶所受阳光的变化,同样的草木就会有不同的品种了。

  (二)
  所以过去几个朝代的诗歌,在情志的表达上是符合于写作法则的。黄帝时的《弹歌》,是非常朴质的了。唐尧时的《在昔歌》,比黄帝时有所发展。虞舜时的《卿云歌》,文采较唐尧时为多。夏代的《五子之歌》,比虞舜时文采更丰富。商周两代的诗篇,较夏代又华丽得多。这些作品在述情志、写时世上,其原则是一致的。后来楚国的骚体作品,以周代诗篇为模范。汉代的辞赋和颂,却又学习《楚辞》。魏国的诗篇,大多崇拜汉代风尚。晋代的作品,又钦仰魏人的文采。把这些情况商讨一下,可以看出:黄帝和唐尧时候的作品是淳厚而朴素的,虞夏两代的作品是朴素而鲜明的,商周时期的作品是华丽而雅正的,楚国和汉代的作品是铺张而尚辞采的,魏晋两代的作品不免浅薄而靡丽,刘宋初年的作品更是不切实际而过分新奇。从朴素到不切实际,越到后来越乏味。为什么呢?因为作家们都争着模仿近代作品,而忽视向古人学习,所以文坛上的风气就日益衰落了。目前一些有才华的人,都努力于学习写作,可是他们不注意汉代的篇章,却去学习刘宋时的作品;虽然他们对历代创作都同样浏览,但总不免重视后代而忽视古人。青色从蓝草中提炼出来,赤色从茜草中提炼出来;虽然这两种颜色都超过了原来的草,但是它们却无法再变化了。桓谭曾说:“我看到新进作家的华丽的文章,虽然写得很美,却没有什么可采取的;但是看到刘向、扬雄的作品,却常常有所收获。”这话可以说明上述的道理。所以提炼青色和赤色,一定离不开蓝草和茜草;而要纠正文章的不切实际和浅薄,也还要学习经书。如能在朴素和文采之间斟酌尽善,在雅正与庸俗之间考虑恰当,那么就能理解文章的继承与革新了。

  (三)
  夸张地描绘事物形貌,在西汉初的作品中已达到极点。从此以后,互相因袭,循环不已;虽然有人想跳出当时的轨道,但始终在那个樊笼之内。如枚乘《七发》说:“遥远地望到东海,和蔚蓝的天空相连。”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说:“看不到头,望不见边;太阳从东边的水中出来,月亮从西边的山上升起。”马融的《广成颂》说:“天地相连,无边无际;太阳从东面出来,月亮从西面上升。”扬雄的《羽猎赋》说:“太阳和月亮,出来又下去,天和地合在一起。”张衡的《西京赋》说:“太阳和月亮在这里出入,好像在扶桑和濛汜一样。”这些夸大的形容,五家都差不多。这类手法,无不是互相沿袭的。

  (四)
  应该在沿袭当中又有所改变,这才是继承与革新的方法。所以考虑到写作的纲领,应该掌握住主要方面。首先广泛地例览和精细地阅读历代佳作,抓住其中的要领;然后开拓自己写作的道路,注意作品的关键,放长缰绳,驾马远行,安闲而有节奏。应该凭借自己的情感来继承前人,依据自己的气质来适应革新;文采像虹霓的拱背,光芒像凤凰的飞腾,那才算出类拔萃的文章。假如局限于偏激的看法,夸耀自己的一得之见;这只是在庭院内来回兜圈子,哪能算日行万里的良马呢?

  (五)
  总之,写作的法则是运转不停的,每天都有新的成就。必须善于革新才能持久,必须善于继承才不贫乏。适应时代要求应该决断,抓住机会不要怯懦。看准文坛上今后的趋势,来创造动人的作品;同时也参考古代的杰作,来确定写作的法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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