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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·卷七十一

  ◎刑法三

  刑法有创之自明,不衷古制者,廷杖、东西厂、锦衣卫、镇抚司狱是已。是数者,杀人至惨,而不丽于法。踵而行之,至末造而极。举朝野命,一听之武夫、宦竖之手,良可叹也。

  太祖常与侍臣论待大臣礼。太史令刘基曰:“古者公卿有罪,盘水加剑,诣请室自裁,未尝轻折辱之,所以存大臣之体。”侍读学士詹同因取《大戴礼》及贾谊疏以进,且曰:“古者刑不上大夫。以励廉耻也。必如是,君臣恩礼始两尽。”帝深然之。

  洪武六年,工部尚书王肃坐法当笞,太祖曰:“六卿贵重,不宜以细故辱。”命以俸赎罪。后群臣罣误,许以俸赎,始此。然永嘉侯朱亮祖父子皆鞭死,工部尚书薛祥毙杖下,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。廷杖之刑,亦自太祖始矣。宣德三年,怒御史严皑、方鼎、何杰等沈湎酒色,久不朝参,命枷以徇。自此言官有荷校者。至正统中,王振擅权,尚书刘中敷,侍郎吴玺、陈瑺,祭酒李时勉率受此辱,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。成化十五年,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、都御史牟俸等,诏责给事御史李俊、王浚辈五十六人容隐,廷杖人二十。正德十四年,以谏止南巡,廷杖舒芬、黄巩等百四十六人,死者十一人。嘉靖三年,群臣争大礼,廷仗丰熙等百三十四人,死者十六人。中年刑法益峻,虽大臣不免笞辱。宣大总督翟鹏、蓟州巡抚朱方以撤防早,宣大总督郭宗皋、大同巡抚陈翟以寇入大同,刑部侍郎彭黯、左都御史屠侨、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,戎政侍郎蒋应奎、左通政唐国相以子弟冒功,皆逮杖之。方、翟毙于杖下,而黯、侨、良才等杖毕,趣治事。公卿之辱,前此未有。又因正旦朝贺,怒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,皆朝服予杖,天下莫不骇然。四十余年间,杖杀朝士,倍蓰前代。万历五年,以争张居正夺情,杖吴中行等五人。其后卢洪春、孟养浩、王德完辈咸被杖,多者至一百。后帝益厌言者,疏多留中,廷杖寝不用。天启时,太监王体乾奉赦大审,重笞戚畹李承恩,以悦魏忠贤。于是万燝、吴裕中毙于杖下,台省力争不得。阁臣叶向高言:“数十年不行之敝政,三见于旬日,万万不可再行。”忠贤乃罢廷仗,而以所欲杀者悉下镇抚司,士大夫益无噍类矣。

  南京行杖,始于成化十八年。南御史李珊等以岁祲请振。帝摘其疏中讹字,令锦衣卫诣南京午门前,人杖二十,守备太监监之。至正德间,南御史李熙劾贪吏触怒刘瑾,矫旨杖三十。时南京禁卫久不行刑,选卒习数日,乃杖之,几毙。

  东厂之设,始于成祖。锦衣卫之狱,太祖尝用之,后已禁止,其复用亦自永乐时。厂与卫相倚,故言者并称厂卫。初,成祖起北平,刺探宫中事,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。故即位后专倚宦官,立东厂于东安门北,令嬖暱者提督之,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,与锦衣卫均权势,盖迁都后事也。然卫指挥纪纲、门达等大幸,更迭用事,厂权不能如。至宪宗时,尚铭领东厂,又别设西厂刺事,以汪直督之,所领缇骑倍东厂。自京师及天下,旁午侦事,虽王府不免。直中废复用,先后凡六年,冤死者相属,势远出卫上。会直数出边监军,大学士万安乃言:“太宗建北京,命锦衣官校缉访,犹恐外官徇情,故设东厂,令内臣提督,行五六十年,事有定规。往者妖狐夜出,人心惊惶,感劳圣虑,添设西厂,特命直督缉,用戒不虞,所以权一时之宜,慰安人心也。向所纷扰,臣不赘言。今直镇大同,京城众口一辞,皆以革去西厂为便。伏望圣恩特旨革罢,官校悉回原卫,宗社幸甚。”帝从之。尚铭专用事,未几亦黜。弘治元年,员外郎张伦请废东厂。不报。然孝宗仁厚,厂卫无敢横,司厂者罗祥、杨鹏,奉职而已。

  正德元年,杀东厂太监王岳,命丘聚代之,又设西厂以命谷大用,皆刘瑾党也。两厂争用事,遣逻卒刺事四方。南康吴登显等戏竞渡龙舟,身死家籍。远州僻壤,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,转相避匿。有司闻风,密行贿赂。于是无赖子乘机为奸,天下皆重足立。而卫使石文义亦瑾私人,厂卫之势合矣。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厂为办事厂,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,自领之。京师谓之内行厂,虽东西厂皆在伺察中,加酷烈焉。且创例,罪无轻重皆决杖,永远戍边,或枷项发遣。枷重至百五十斤,不数日辄死。尚宝卿顾璿、副使姚祥、工部郎张玮、御史王时中辈并不免,濒死而后谪戍。御史柴文显、汪澄以微罪至凌迟。官吏军民非法死者数千。瑾诛,西厂、内行厂俱革,独东厂如故。张锐领之,与卫使钱宁并以辑事恣罗织。厂卫之称由此著也。

  嘉靖二年,东厂芮景贤任千户陶淳,多所诬陷。给事中刘最执奏,谪判广德州。御史黄德用使乘传往。会有颜如环者同行,以黄袱裹装。景贤即奏,逮下狱,最等编戍有差。给事中刘济言:“最罪不至戍。且缉执于宦寺之门,锻炼于武夫之手,裁决于内降之旨,何以示天下?”不报。是时尽罢天下镇守太监,而大臣狃故事,谓东厂祖宗所设,不可废,不知非太祖制也。然世宗驭中官严,不敢恣,厂权不及卫使陆炳远矣。

  万历初,冯保以司礼兼厂事,建厂东上北门之北,曰内厂,而以初建者为外厂。保与张居正兴王大臣狱,欲族高拱,卫使朱希孝力持之,拱得无罪,卫犹不大附厂也。中年,矿税使数出为害,而东厂张诚、孙暹、陈矩皆恬静。矩治妖书狱,无株滥,时颇称之。会帝亦无意刻核,刑罚用稀,厂卫狱中至生青草。及天启时,魏忠贤以秉笔领厂事,用卫使田尔耕、镇抚许显纯之徒,专以酷虐钳中外,而厂卫之毒极矣。

  凡中官掌司礼监印者,其属称之曰宗主,而督东厂者曰督主。东厂之属无专官,掌刑千户一,理刑百户一,亦谓之贴刑,皆卫官。其隶役悉取给于卫,最轻黠獧巧者乃拨充之。役长曰档头,帽上锐,衣青素衤旋褶,系小绦,白皮靴,专主伺察。其下番子数人为干事。京师亡命,诓财挟仇,视干事者为窟穴。得一阴事,由之以密白于档头,档头视其事大小,先予之金。事曰起数,金曰买起数。既得事,帅番子至所犯家,左右坐曰打桩。番子即突入执讯之。无有左证符牒,贿如数,径去。少不如意,扌旁治之,名曰乾醡酒,亦曰搬罾儿,痛楚十倍官刑。且授意使牵有力者,有力者予多金,即无事。或靳不予,予不足,立闻上,下镇抚司狱,立死矣。每月旦,厂役数百人,掣签庭中,分瞰官府。其视中府诸处会审大狱、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听记。他官府及各城门访缉曰坐记。某官行某事,某城门得某奸,胥吏疏白坐记者上之厂曰打事件。至东华门,虽夤夜,投隙中以入,即屏人达至尊。以故事无大小,天子皆得闻之。家人米盐猥事,宫中或传为笑谑,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。卫之法亦如厂。然须具疏,乃得上闻,以此其势不及厂远甚。有四人夜饮密室,一人酒酣,谩骂魏忠贤,其三人噤不敢出声。骂未讫,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,即磔骂者,而劳三人金。三人者魄丧不敢动。

  庄烈帝即位,忠贤伏诛,而王体乾、王永祚、郑之惠、李承芳、曹化淳、王德化、王之心、王化民、齐本正等相继领厂事,告密之风未尝息也。之心、化淳叙缉奸功,荫弟侄锦衣卫百户,而德化及东厂理刑吴道正等侦阁臣薛国观阴事,国观由此死。时卫使慴厂威已久,大抵俯首为所用。崇祯十五年,御史杨仁愿言:“高皇帝设官,无所谓缉事衙门者。臣下不法,言官直纠之,无阴讦也。后以肃清辇毂,乃建东厂。臣待罪南城,所阅词讼,多以假番故诉冤。夫假称东厂,害犹如此,况其真乎?此由积重之势然也。所谓积重之势者,功令比较事件,番役每悬价以买事件,受买者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之,番役不问其从来,诱者分利去矣。挟忿首告,诬以重法,挟者志无不逞矣。伏愿宽东厂事件,而后东厂之比较可缓,东厂之比较缓,而后番役之买事件与卖事件者俱可息,积重之势庶几可稍轻。”后复切言缇骑不当遣。帝为谕东厂,言所缉止谋逆乱伦,其作奸犯科,自有司存,不宜缉,并戒锦衣校尉之横索者。然帝倚厂卫益甚,至国亡乃已。

  锦衣卫狱者,世所称诏狱也。古者狱讼掌于司寇而已。汉武帝始置诏狱二十六所,历代因革不常。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,乃天子自将之名。至汉有侍卫司狱,凡大事皆决焉。明锦衣卫狱近之,幽系惨酷,害无甚于此者。

  太祖时,天下重罪逮至京者,收系狱中,数更大狱,多使断治,所诛杀为多。后悉焚卫刑具,以囚送刑部审理。二十六年,申明其禁,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,大小咸经法司。成祖幸纪纲,令治锦衣亲兵,复典诏狱。纲遂用其党庄敬、袁江、王谦、李春等,缘借作奸数百千端。久之,族纲,而锦衣典诏狱如故,废洪武诏不用矣。英宗初,理卫事者刘勉、徐恭皆谨饬。而王振用指挥马顺流毒天下,枷李时勉,杀刘球,皆顺为之。景帝初,有言官校缉事之弊者,帝切责其长,令所缉送法司,有诬罔者重罪。英宗复辟,召李贤,屏左右,问时政得失。贤因极论官校提人之害。帝然其言,阴察皆实,乃召其长,戒之。已缉弋阳王败伦事虚,复申戒之。而是时指挥门达、镇抚逯杲怙宠,贤亦为罗织者数矣。达遣旗校四出,杲又立程督并,以获多为主。千户黄麟之广西,执御史吴祯至,索狱具二百余副,天下朝觐官陷罪者甚众。杲死,达兼治镇抚司。构指挥使袁彬,系讯之,五毒更下,仅免。朝官杨琎、李蕃、韩祺、李观、包瑛、张祚、程万钟辈皆锒铛就逮,冤号道路者不可胜记。盖自纪纲诛,其徒稍戢。至正统时复张,天顺之末祸益炽,朝野相顾不自保。李贤虽极言之,不能救也。

  镇抚司职理狱讼,初止立一司,与外卫等。洪武十五年添设北司,而以军匠诸职掌属之南镇抚司,于是北司专理诏狱。然大狱经讯,即送法司拟罪,未尝具狱词。成化元年,始令覆奏用参语,法司益掣肘。十四年,增铸北司印信,一切刑狱毋关白本卫,即卫所行下者,亦径自上请可否,卫使毋得与闻。故镇抚职卑而其权日重。初,卫狱附卫治,至门达掌问刑,又于城西设狱舍,拘系狼籍。达败,用御史吕洪言,毁之。成化十年,都御史李宾言:“锦衣镇抚司累获妖书图本,皆诞妄不经之言。小民无知,辄被幻惑。乞备录其旧名目,榜示天下,使知畏避,免陷刑辟。”报可。缉事者诬告犹不止。十三年,捕宁晋人王凤等,诬与瞽者受妖书,署伪职,并诬其乡官知县薛方、通判曹鼎与通谋,发卒围其家,扌旁掠诬伏。方、鼎家人数声冤,下法司验得实,坐妄报妖言,当斩。帝戒以不得戕害无辜而已,不能罪也。是年,令锦衣卫副千户吴绶于镇抚司同问刑。绶性狡险,附汪直以进。后知公议不容,凡文臣非罪下狱者,不复加箠楚,忤直意,黜去。是时惟卫使朱骥持法平,治妖人狱无冤者。诏狱下所司,独用小杖,尝命中使诘责,不为改。世以是称之。弘治十三年,诏法司:“凡厂卫所送囚犯,从公审究,有枉即与辨理,勿拘成案。”正德时,卫使石文义与张采表里作威福,时称为刘瑾左右翼。然文义常侍瑾,不治事,治事者高得林。瑾诛,文义伏诛,得林亦罢。其后钱宁管事,复大恣,以叛诛。

  世宗立,革锦衣传奉官十六,汰旗校十五,复谕缉事官校,惟察不轨、妖言、人命、强盗重事,他词讼及在外州县事,毋得与。未几,事多下镇抚,镇抚结内侍,多巧中。会太监崔文奸利事发,下刑部,寻以中旨送镇抚司。尚书林俊言:“祖宗朝以刑狱付法司,事无大小,皆听平鞫。自刘瑾、钱宁用事,专任镇抚司,文致冤狱,法纪大坏。更化善治在今日,不宜复以小事挠法。”不听。俊复言:“此途一开,恐后有重情,即夤缘内降以图免,实长乱阶。”御史曹怀亦谏曰:“朝廷专任一镇抚,法司可以空曹,刑官为冗员矣。”帝俱不听。六年,侍郎张璁等言:“祖宗设三法司以纠官邪,平狱讼,设东厂、锦衣卫以缉盗贼,诘奸宄。自今贪官冤狱仍责法司,其有徇情曲法,乃听厂卫觉察。盗贼奸宄,仍责厂卫,亦必送法司拟罪。”诏如议行。然官校提人恣如故。给事中蔡经等论其害,愿罢勿遣。尚书胡世宁请从其议。詹事霍韬亦言:“刑狱付三法司足矣,锦衣卫复横挠之。昔汉光武尚名节,宋太祖刑法不加衣冠,其后忠义之徒争死效节。夫士大夫有罪下刑曹,辱矣。有重罪,废之、诛之可也,乃使官校众执之,脱冠裳,就桎梏。朝列清班,暮幽犴狱,刚心壮气,销折殆尽。及覆案非罪,即冠带立朝班,武夫捍卒指目之曰:‘某,吾辱之,某,吾系执之。’小人无所忌惮,君子遂致易行。此豪杰所以兴山林之思,而变故罕仗节之士也。愿自今东厂勿与朝仪,锦衣卫勿典刑狱。士大夫罪谪废诛,勿加笞杖锁梏,以养廉耻,振人心,励士节。”帝以韬出位妄言,不纳。祖制,凡朝会,厂卫率属及校尉五百名,列侍奉天门下纠仪。凡失仪者,即褫衣冠,执下镇抚司狱,杖之乃免,故韬言及之。迨万历时,失仪者始不付狱,罚俸而已。世宗衔张鹤龄、延龄,奸人刘东山等乃诬二人毒魇咒诅。帝大怒,下诏狱,东山因株引素所不快者。卫使王佐探得其情,论以诬罔法反坐。佐乃枷东山等阙门外,不及旬悉死,人以佐比牟斌。牟斌者,弘治中指挥也。李梦阳论延龄兄弟不法事,下狱,斌傅轻比,得不死云。世宗中年,卫使陆炳为忮,与严嵩比,而倾夏言。然帝数兴大狱,而炳多保全之,故士大夫不疾炳。

  万历中,建言及忤矿税榼者,辄下诏狱。刑科给事中杨应文言:“监司守令及齐民被逮者百五十余人,虽已打问,未送法司,狱禁森严,水火不入,疫疠之气,充斥囹圄。”卫使骆思恭亦言:“热审岁举,俱在小满前,今二年不行。镇抚司监犯且二百,多抛瓦声冤。”镇抚司陆逵亦言:“狱囚怨恨,有持刀断指者。”俱不报。然是时,告讦风衰,大臣被录者寡。其末年,稍宽逮系诸臣,而锦衣狱渐清矣。

  田尔耕、许显纯在熹宗时为魏忠贤义子,其党孙云鹤、杨寰、崔应元佐之,拷杨涟、左光斗辈,坐赃比较,立限严督之。两日为一限,输金不中程者,受全刑。全刑者曰械,曰鐐,曰棍,曰拶,曰夹棍。五毒备具,呼謈声沸然,血肉溃烂,宛转求死不得。显纯叱咤自若,然必伺忠贤旨,忠贤所遣听记者未至,不敢讯也。一夕,令诸囚分舍宿。于是狱卒曰:“今夕有当壁挺者。”壁挺,狱中言死也。明日,涟死,光斗等次第皆锁头拉死。每一人死,停数日,苇席裹尸出牢户,虫蛆腐体。狱中事秘,其家人或不知死日。庄烈帝擒戮逆党,冤死家子弟望狱门稽颡哀号,为文以祭。帝闻之恻然。

  自刘瑾创立枷,锦衣狱常用之。神宗时,御史朱应毂具言其惨,请除之。不听。至忠贤,益为大枷,又设断脊、坠指、刺心之刑。庄烈帝问左右:“立枷何为?”王体乾对曰:“以罪巨奸大憝耳。”帝愀然曰:“虽如此,终可悯。”忠贤为颈缩。东厂之祸,至忠贤而极。然厂卫未有不相结者,狱情轻重,厂能得于内。而外廷有扞格者,卫则东西两司房访缉之,北司拷问之,锻炼周内,始送法司。即东厂所获,亦必移镇抚再鞫,而后刑部得拟其罪。故厂势强,则卫附之,厂势稍弱,则卫反气凌其上。陆炳缉司礼李彬、东厂马广阴事,皆至死,以炳得内阁嵩意。及后中官愈重,阁势日轻。阁臣反比厂为之下,而卫使无不竞趋厂门,甘为役隶矣。

  锦衣卫升授勋卫、任子、科目、功升,凡四途。嘉靖以前,文臣子弟多不屑就。万历初,刘守有以名臣子掌卫,其后皆乐居之。士大夫与往还,狱急时,颇赖其力。守有子承禧及吴孟明其著者也。庄烈帝疑群下,王德化掌东厂,以惨刻辅之,孟明掌卫印,时有纵舍,然观望厂意不敢违。而镇抚梁清宏、乔可用朋比为恶。凡缙绅之门,必有数人往来踪迹,故常晏起早阖,毋敢偶语。旗校过门,如被大盗,官为囊橐,均分其利。京城中奸细潜入,佣夫贩子阴为流贼所遣,无一举发,而高门富豪跼蹐无宁居。其徒黠者恣行请托,稍拂其意,飞诬立构,摘竿牍片字,株连至十数人。姜采、熊开元下狱,帝谕掌卫骆养性潜杀之。养性泄上语,且言:“二臣当死,宜付所司,书其罪,使天下明知。若阴使臣杀之,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?”会大臣多为采等言,遂得长系。此养性之可称者,然他事肆虐亦多矣。

  锦衣旧例有功赏,惟缉不轨者当之。其后冒滥无纪,所报百无一实。吏民重困,而厂卫题请辄从。隆庆初,给事中欧阳一敬极言其弊,言:“缉事员役,其势易逞,而又各类计所获功次,以为升授。则凭可逞之势,邀必获之功,枉人利己,何所不至。有盗经出首幸免,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数者;有括家囊为盗赃,挟市豪以为证者;有潜构图书,怀挟伪批,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;或姓名相类,朦胧见收;父诉子孝,坐以忤逆。所以被访之家,谚称为刬,毒害可知矣。乞自今定制,机密重情,事干宪典者,厂卫如故题请。其情罪不明,未经谳审,必待法司详拟成狱之后,方与纪功。仍敕兵、刑二部勘问明白,请旨升赏。或经缉拿未成狱者,不得虚冒比拟,及他词讼不得概涉,以侵有司之事。如狱未成,而官校及镇抚司拷打伤重,或至死者,许法司参治。法司容隐扶同,则听科臣并参。如此则功必覆实,访必当事,而刑无冤滥。”时不能用也。

  内官同法司录囚,始于正统六年,命何文渊、王文审行在疑狱,敕同内官兴安。周忱、郭瑾往南京,敕亦如之。时虽未定五年大审之制,而南北内官得与三法司刑狱矣。景泰六年,命太监王诚会三法司审录在京刑狱,不及南京者,因灾创举也。成化八年,命司礼太监王高、少监宋文毅两京会审,而各省恤刑之差,亦以是岁而定。十七年辛卯,命太监怀恩同法司录囚。其后审录必以丙辛之岁。弘治九年不遣内官。十三年,以给事中丘俊言,复命会审。凡大审录,赍敕张黄盖于大理寺,为三尺坛,中坐,三法司左右坐,御史、郎中以下捧牍立,唯诺趋走惟谨。三法司视成案,有所出入轻重,俱视中官意,不敢忤也。成化时,会审有弟助兄斗,因殴杀人者,太监黄赐欲从末减。尚书陆瑜等持不可,赐曰:“同室斗者,尚被发缨冠救之,况其兄乎?”瑜等不敢难,卒为屈法。万历三十四年大审,御史曹学程以建言久系,群臣请宥,皆不听。刑部侍郎沈应文署尚书事,合院寺之长,以书抵太监陈矩,请宽学程罪。然后会审,狱具,署名同奏。矩复密启,言学程母老可念。帝意解,释之。其事甚美,而监权之重如此。锦衣卫使亦得与法司午门外鞫囚,及秋后承天门外会审,而大审不与也。每岁决囚后,图诸囚罪状于卫之外垣,令人观省。内臣曾奉命审录者,死则于墓寝画壁,南面坐,旁列法司堂上官,及御史、刑部郎引囚鞠躬听命状,示后世为荣观焉。

  成化二年,命内官临斩强盗宋全。嘉靖中,内臣犯法,诏免逮问,唯下司礼监治。刑部尚书林俊言:“宫府一体,内臣所犯,宜下法司,明正其罪,不当废祖宗法。”不听。按太祖之制,内官不得识字、预政,备扫除之役而已。末年焚锦衣刑具,盖示永不复用。而成祖违之,卒贻子孙之患,君子惜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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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史·志·卷七十一译文

作者:佚名

  有的刑法是明代新创的,不合古制,廷杖、束厂西厂、锦衣卫、镇抚司狱就是。

  这几种刑法杀人极惨,而不依据法律。

  继位君主都跟着实行,到明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  历有朝野政令,完全操纵在武夫或宦官手中,确实可叹。

  太祖曾经和侍臣讨论君主对待大臣的礼节。

  太史令刘基说:“古代公卿犯了罪,准备一盘水,将剑放在盘上,到悔过之室去自刎,不曾轻易折辱他们,故大臣的体面得以保存。”侍读学士詹同于是取《大戴礼》和贾谊疏文进献给皇帝,并且说:“古代施刑不加在大夫身上,是为了激励廉耻之心。

  一定按这样办,君恩臣礼纔都能尽到。”皇帝认为很对。

  洪武六年,工部尚书王肃犯法应受笞刑,太祖说:“六卿身份贵重,不宜因琐事折辱。”命令他用俸禄赎罪。

  后来群臣因过失或牵连受到处分,允许用俸禄赎罪,起始于此。

  可是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两人都被鞭笞致死,工部尚书薛祥死于杖下,所以上书者说大臣有罪应行诛杀,不宜加以侮辱。

  廷杖的刑罚,亦从太祖开始。

  宣德三年,皇帝因御史严皑、方鼎、何杰等沉湎于酒色,许久不来朝见参拜而发怒,下令将他们戴上枷锁示众。

  从那以后,谏官就有了戴刑具的。

  到了正统年间,王振专权,尚书刘中敷,侍郎昊玺、陈瑺,祭酒李时勉都受遇这种折辱,而在殿外石阶上施行杖刑已习以为常。

  成化十五年,汪直诬陷侍郎马文升、都御史牟俸等人,皇帝下诏责备给事御史李俊、王浚等五十六人包庇汪直,每人廷杖二十下。

  正德十四年,因为群臣进谏阻止皇帝南巡,廷杖舒芬、黄巩等一百四十六人,十一人被打死。

  嘉靖三年,群臣向皇帝争大礼,皇帝下令廷杖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,十六人被打死。

  嘉靖中期刑法愈加严峻,就是朝廷大臣也免不了笞辱。

  宣府大同总督翟鹏、蓟州巡抚朱方因为撤除防卫过早,宣府大同总督郭宗皋、大同巡抚陈耀因为敌寇侵入了大旦,刑部侍郎彭黯、左都御史屠侨、大理卿沈良才因为拖延议定丁汝夔的案子,戎政侍郎蒋应奎、左通政唐国相因子侄辈虚报军功,都被逮捕而受了杖刑。

  朱方和陈耀被当场打死,而彭黯、屠侨、沈良才等人杖刑受毕,立即催促办理公事。

  对公卿的侮辱,前所未有。

  又在正月初一朝贺时,因对六科给事中张思静等发怒,一律穿着朝服实行杖责,天下人无不惊骇。

  四十多年之中,嘉靖帝用杖刑打死的朝士,比前代多几倍。

  万历五年,因为对张居正守丧未满期而出仕不同意,杖责昊中行等五人。

  此后卢洪春、孟养浩、王德完等人都被杖责,杖数多的达一百下。

  后宋皇帝越发厌恶进言者,臣下的奏疏往往留在宫中不理睬,廷杖也搁置起来不用了。

  天启时,太监王体干奉敕命大审,重重地笞打外戚李承恩,以取悦于魏忠贤。

  于是万燥、昊裕中都死在杖下,政府的中央机构为之竭力谏诤,也不能保。

  内阁大臣叶向高说:“数十年没有施行的弊政,十天以内出现了三次,万万不可再施行了。”魏忠贤这纔放弃了廷杖,而将自己想杀的人一律下交镇抚司,士大夫更是没有生路了。

  南京施行廷杖,开始于成化十八年。

  南御史李珊等因收成不好请求赈济。

  皇帝摘出其奏疏中的错字,命令锦衣卫带着他们到南京午门前,每人杖责二十下,让守备太监监刑。

  到正德年问,南御史李熙检举贪官污吏触怒了刘瑾,刘瑾假传圣旨杖责他三十下。

  当时南京禁卫军长时间没有用刑了,刘瑾命选取兵卒练习了几天,纔施杖刑,差点把李熙打死。

  东厂是成祖时创设的。

  锦衣卫的监狱,太祖曾经使用遇,后来禁止使用,其重新启用亦从永乐时开始。

  厂与卫相辅相成,故说起它们来并称厂卫。

  当初,成祖兴起于北平,刺探官中的事,多以建文帝左右近臣为耳目。

  因此即位后专门倚重宦官,在柬安门北面设立了束厂,叫自己宠爱的心腹在那里当提督,搜寻有阴谋反叛、妖言惑众与有大奸大恶行为的人等。

  东厂与锦衣卫权势平齐,大概是迁都以后的事了。

  不过锦衣卫指挥纪纲、门逵等大受宠幸,相继执掌权柄,厂权比不上它。

  到宪宗时,尚铭掌管柬厂,又另设西厂刺探诸事,让汪直督领,所掌管的武装骑吏数量比束厂多一倍。

  这些人从京城到全国各地,往来交错侦探诸事,连诸侯王的府第也不能幸免。

  汪直曾被废黜而又复用,先后管事共六年,冤死其手下者累累相连,他的权势速远大于锦衣卫。

  遇到汪直几次出外到边防监军,大学士万安纔进言说:“太宗建置北京,命令锦衣卫官员搜访,还担心外地官吏徇情作弊,又设置束厂,命内臣掌管。

  此制实行五六十年了,办事有固定规程。

  过去妖怪狐精夜里出来,人心惊惶,劳烦圣土思虑,故添设西厂,特任命汪直督查,以戒备不能预测的事件。

  这是权宜之计,用来安抚人心的。

  前段时间国内的纷扰,臣不赘述了。

  现在汪直镇抚大同,京城人众口一辞,都认为撤销西厂最便利。

  伏望圣恩特别降旨撤销它,官员们都回到原来的卫所,这将是宗庙国家的大幸事。”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

  尚铭专权,不久也被革职。

  弘治元年,员外郎张伦请求废除束厂,皇帝不答复。

  不过孝宗仁厚,厂、卫都不敢凶横,管理二厂的官员罗祥和杨鹏,奉行职责而已。

  玺德元年杀柬厂太监王岳,命令丘聚替代他,又设西厂以任命谷大用,他们都是刘瑾集团里的人。

  雨厂争夺掌权,派遣巡逻兵四出侦探。

  南康昊登颢等人举办龙舟竞渡游戏,结果自己被处死,家产被籍没,亲人沦为官奴。

  偏远的州县里,人们一见到穿着华丽服装骑着高头大马操北京口音的人,就奔走相告,纷纷逃避躲藏。

  官吏们听到风声,悄悄送上贿赂。

  于是无赖之徒乘机作奸邪之事,天下人都畏惧得叠足而立。

  而卫使石文义也是刘瑾的私党,厂卫的势力合二为一了。

  刘瑾又将惜薪司的外薪厂改焉办事厂,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,自己主管。

  京城人叫它做内行厂,就是东西厂也在他们的监视之中,其酷烈更为厉害。

  内行厂并且创造新例,对囚犯不论轻重一律先施杖刑,然后判子子孙孙永远戍边。

  有的人还用大枷枷着颈项发遣,枷的重量有达一百五十斤的,犯人戴不了几天就丧命。

  尚宝卿颅璇、副使姚祥、工部郎张璋、御史王时中等人都没有幸免,被折磨得濒临死亡然后纔贬谪戍边。

  御史柴文显、汪澄甚至因为轻微的罪过而被凌迟处死。

  官吏、军士和平民被非法折磨死的有数千人。

  刘瑾被诛杀以后,西厂和内行厂都撤销了,惟有束厂依然如故。

  张锐主管束厂,与锦衣卫卫使钱宁都藉着搜访之事恣意罗织罪名陷害人。

  厂卫之称因此大噪。

  嘉靖二年,束厂芮景贤任用千户陶淳,干了许多诬陷人的事。

  给事中刘最持章上奏反对,被判贬官到广德州。

  御史黄德用叫他乘驿车去广德,适逢有个叫颜如环的人与他同行,用黄包袱裹了行装。

  芮景贤立刻上奏,二人被捕下狱,按不同情况编伍充军戍边。

  给事中刘济进言:“刘最所犯的罪过不至于发配戍边。

  而且,他是由宦官逮捕酌,罪名是武夫罗织的,裁决是通过内部下旨进行的,怎么好昭示天下?”皇帝不予响应。

  当时,各地的镇守太监都已撤除,而大臣们习惯于老办法,说束厂是祖宗设置的,不可废除,不知道东厂并不是太祖的制度。

  然而世宗对宦官管制严格,不敢放任,束厂的权威已远不如卫使陆炳大。

  万历初年,冯保以司礼太监身份兼管厂事,在束上北门之北建立新厂,叫内厂,而将先建的那个厂叫外厂。

  冯保与张居正搞出个王大臣案件,企图族诛高拱,卫使朱希孝极力为高拱辩护,高拱得以无罪,可见当时锦衣卫还不大趋附于厂。

  万历中期,矿税使多次出行为害,而束厂张诚、孙暹、陈矩都安然寂静。

  陈矩审理妖书一案,没有株连无辜和滥判,当时的人颇称道他。

  恰逢皇帝也无意于峻刻勘查,刑罚用得稀少,厂卫的监狱里甚至生了青草。

  到天启时,魏忠贤以秉笔太监身份总领厂内事务,任用卫使田尔耕、镇抚许显纯之徒,专门从事用酷虐手段钳制朝廷内外人士,厂卫之毒达到极点。

  凡是掌管司礼监印信的宦官,僚属称其为宗主,而总领东厂的叫督主。

  束厂的属官没有专职官,掌刑由一个千户担任,理刑由一个百户担任,理刑也叫贴刑,都是锦衣卫的官员。

  他们的差役都由锦衣卫提供,卫里最狡黠乖巧的士卒就调拨给他们充任。

  差役长叫档头,其帽子的顶端尖锐,衣服是青白色的被褶褂,上面系着小布丝,脚穿白皮靴,专管侦伺。

  其手下有番子数人为之办事。

  京城的亡命之徒,骗财或挟仇的,枧办事者为窟穴。

  他们打探到人家一件隐私,就通过番子密告给档头,档头根据事情大小先付给金钱。

  事情叫起敷,钱叫买起敷。

  既已得知阴事,档头率领番子去到犯禁的人家,门外左右坐人,叫做打椿。

  其它番子就闯入室内,抓住其人审讯,没有左证或符牒,主人按要求给足贿赂,也就径直离开。

  稍不如意,就严刑拷打,刑名叫干醉酒,又叫搬罾儿,其痛楚比官家规定的刑蜀厉害十倍。

  还授意挨整者牵连有财力的人,有财力的贿赂他们足够多的金钱,就没有事。

  如果惜钱不给,或所给不足,立即报告皇帝,将其下交镇抚司监狱,犯人立时就要丧命。

  每月初一,几百个厂役在庭院中抽签,然后分别监视官府。

  其中监视内府诸处会审大案和北镇抚司审讯重罪犯的叫听记,到其它官府和各个城门搜访的叫坐记。

  某官做了某事,某城门发现某奸事,胥吏一条绦告诉坐记,坐记转告厂,叫打事件。

  即使是深夜到束华门,从缝隙中进去了,也有人悄悄报告给皇帝。

  因此事情无论大小,天子都能知道。

  家人柴米油盐琐事,有的竟在宫中传为笑料。

  上下惴惴不安,无不惧怕打事件的。

  锦衣卫的办法也跟厂一样,但是必须写出疏条上奏,纔能让天子知道,所以它的势力远不如厂。

  一天晚上,有四个人在密室裹喝酒,其中一个喝得痛快了,馒骂魏忠贤,另外三人噤口不敢出声。

  还没骂完,番子就进来抓住四人,将他们送到魏忠贤那里,魏忠贤立即肢解了骂他的人,而拿钱慰劳其它三人。

  三人魂飞魄丧,动也不敢动。

  庄烈帝即位,魏忠贤伏法被诛。

  而后王体干、王永祚、郑之惠、李承芳、曹化淳、王德化、王之心、王化民、齐本正等相继统领厂内事务,告密之风不曾平息。

  为奖励王之心、曹化淳缉奸的功劳,封荫弟侄辈入锦衣卫充任百户。

  而王德化及东厂理刑昊道正等侦伺到合臣薛国观隐私,薛国观因此被整死。

  当时卫使已长期慑服于厂威,大抵俯首受之驱使。

  崇桢十五年,御史杨仁愿说:“高皇帝设官,没有所谓的侦缉衙门。

  臣下有不法行为,谏官直接纠察,没有揭发隐私的。

  后来因为肃清皇帝身边的奸恶,纔建置束厂。

  臣在南城供职,所审阅的讼词,多是因为假番子侵害而诉冤。

  假称东厂造成的危害尚且如此,何况真的呢?这是由于长期累积起来的威势造成的。

  所谓累积的威势是指,柬厂考核提拔的办法,是比较上报案件的多少,番役每每出高价来购买事件,出卖者甚至诱人为奸盗而卖事件,番役不问消息是从哪里来的,卖者已经分利走了。

  心怀怨忿告发人,诬陷别人使之受严刑峻法的制裁,怀恨者无不心满意足。

  希望皇上放宽封束厂事件的责求,而后东厂侦伺事件纔可以宽缓一些,束厂刺探事件可以宽缓些,番役买事件和卖事件的事就可以平息,累积的威势恐怕就能逐渐减轻。”后来杨仁愿又严肃陈述不应派遣锦衣校尉。

  崇祯帝因此告谕柬厂,言其应缉查的祇是阴谋叛逆和败坏伦常者,那些为非作歹、触犯律条的,自有主管机构处理,不宜侦察缉捕,并对凶横贪财的锦衣校尉进行训诫。

  可是皇帝还是越来越依赖厂卫,直到明朝覆亡纔停止。

  锦衣卫监狱,世称诏狱。

  古代诉讼只由司寇掌管。

  汉武帝创设了诏狱二十六所,历代或沿袭或更改没有定规。

  五代唐明宗设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,这是天子自己统领之名占到汉代有侍卫司狱,凡大案件都在那里决断。

  明代的锦衣卫狱近似侍卫司狱,而其拘系残酷,为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

  太祖时,解押到北京的天下重罪犯,都收系在锦衣卫狱中。

  几次更换大监房,多派人审理,诛杀的人很多。

  后来将卫里刑具全部焚烧,把囚徒送到刑部审理。

  二十六年,申明禁令,韶书规定京城内外案件不得上送锦衣卫,大小都经由司法机关处理。

  成祖宠幸纪纲,叫他训练锦衣亲兵,又口U他掌管诏狱。

  纪纲趁机任用自己的党羽庄敬、袁江、王谦、李春等,找借口作不法之事敷千百椿。

  久后,族诛纪纲,而锦衣卫仍旧掌管诏狱,洪武帝的诏令被废除不用。

  英宗初年,主管锦衣卫的刘勉、徐恭都是谨慎之人。

  而王振任用指挥马顺,流毒天下,枷李时勉,杀刘球,都是马顺所为。

  景帝初年,有人指出武官缉查诸事的弊端,皇帝狠狠责备了其长官,下令所缉拿的人都送到法司去,诬陷人的从重治罪。

  英宗恢复君位,召来李贤,命左右侍臣离开,问他时政得失。

  李贤于是竭力论列锦衣卫官校提人审讯的危害。

  皇帝认为他说得对,背地里察验都是实情,因而召见它的长官,申诫了一番。

  已搜捕的弋阳王败坏伦常的罪名经查核属虚假的,皇帝又警戒他。

  而这时指挥门达、镇抚逯呆恃宠横行,李贤也几次被他们罗织过罪名。

  门达四处派遣旗军校官,逯杲又定下程限督促,拿获多的就做头目。

  干户黄麟到广西,把御史昊祯抓到卫裹,要了两百多副刑具去,天下来京朝觐的官员许多都被宣布有罪。

  逯呆死后,门达兼管镇抚司,罗织指挥使袁彬的罪状,抓来审讯,刑罚五毒交下,仅免一死。

  朝廷官员杨璀、李蕃、韩祺、李观、包瑛、张祚、程万锺等人银铛被逮捕,道路上哭诉喊冤的人不计其数。

  大约在纪纲被诛杀以后,他的徒众纔稍稍收敛。

  到正统时这类人重新张狂起来,天顺末年祸害更烈,朝野人士面面相觑,不能自保。

  李贤虽然极言其弊端,也不能挽救了。

  镇抚司的职责是审理诉讼案件,最初只设立了一个司,与外卫相等。

  洪武十五年,增设北司,而以军匠和诸执掌划归南镇抚司,于是北司专门审理钦犯。

  而大案的犯人经过审讯后,就送往法司拟定罪名,不曾备办审判文书。

  成化元年纔下令复奏案件时用参酌附言,法司更能牵制判案。

  十四年,增铸北司的大印,皇帝命令一切案件不要报告给原卫,就是卫里下达的案件,也径直请示皇上可否,卫使不得参与。

  所以镇抚职务虽低,其权力却日渐重大。

  起初,锦衣卫监狱由卫管辖,到门达掌管刑讯时,又在城西设置狱舍,拘押犯人,混乱不堪。

  门达倒台后,皇帝听取了御史吕洪的意见,拆毁了这些狱舍。

  成化十年,都御史李宾说:“锦衣镇抚司多次查获妖书图本,都是些荒诞不经之言。

  小民无知,总是被它们迷惑。

  请求将其书名全都记录下来,用布告昭示天下,使小民知道害怕和躲避,免得陷入法网,遭受刑罚。”皇帝回复同意。

  而侦查事件者的诬告还是不停息。

  十三年,逮捕了宁晋人王凤等,诬陷他们同瞎子一起接受妖书,充任伪职,并且诬陷其乡官知县薛方和通判曹鼎与他们合谋,发兵包围了两家,抓住二人严刑拷打,二人被迫自诬服罪。

  后来薛方、曹鼎两家多次声明冤情,状子下交法司,经查核弄清了事实,镇抚司官员犯妄报妖言罪,判处斩刑。

  皇帝只是告诚不得伤害无辜而已,而不能治他们的罪。

  这年,命令锦衣卫副千户昊绶参与镇抚司的刑事审理。

  昊绶性格狡猾阴险,依附汪直爬上去。

  后来知道官场舆论不容汪直,所以对无罪下狱的文官不再加以拷打,触怒了汪直,被解职。

  这时只有卫使朱骥掌握法律平正,处理妖人案件没有冤枉无辜。

  皇帝要办罪的犯人下交主管部尸弓,独用小杖拷问,皇帝曾派内使责问,但朱骥不改。

  世人因此称道他。

  弘治十三年,皇帝诏令法司:“凡是厂卫所送来的囚犯,依公正原则审察,有冤枉的即予以考辨重判,不要拘泥于既成判决。”正德时,卫使石文义与张彩一里一外,作威作福,当时人们称之为刘瑾的左右羽翼。

  不过石文义常常陪侍在刘瑾身边,不处理实际事务,办事的是高得林。

  刘谨伏法被诛以后,石文义也被诛杀,高得林罢官。

  此后是钱宁管事,重新大肆张狂,因叛逆罪被诛杀。

  世宗即位后,革去了十六个锦衣传奉官的职务,淘汰了十五个旗军校官,又告谕缉查事件的武官,只探察图谋不轨、妖言、人命和强盗这类重要事件,其它诉讼和京城以外的州县的事,不得参与。

  不久,事情多交给镇抚司处理,镇抚舆内侍勾结在一起,心计巧妙符合皇帝心意。

  遇上太监崔文不法获利的事情败露,皇帝将此案下达刑部审理,不久又下内旨送到镇抚司。

  尚书林俊说:“祖宗当朝时,将案件交给法司,事情无论大小,都让他们公平审理。

  自从刘瑾、堡奎掌握大权以后,专门信用镇抚司,玩弄文字、编造冤狱,法纪受到极大的破坏。

  改行善政实施教化执法就从今天开始,不宜再因为小事而枉曲法律了。”皇帝不听。

  林俊又说:“这条路一开,只怕以后有了大罪,案犯就攀附关系,设法由宫内降旨来免于问罪,这实在是一条通往混乱的路。”御史曹怀也进谏说:“朝廷只信用一个镇抚,那么法司的官署都可以空曹,刑官都成为冗员了。”皇帝都不听。

  六年,侍郎张璁等说:“祖宗设置三个法司来纠治官府的邪恶,公平地决断诉讼。

  设置束厂、锦衣卫,是用来缉拿盗贼,纠察违法乱纪的人。

  建议从现在起,审理贪官冤案还是责成法司来办,如果有徇情枉法的,就让厂卫来监察。

  盗贼和违法乱纪的人,还是责成厂卫缉拿,然而也必须送到法司拟定判词。”皇帝下诏按此建议施行。

  可是卫司武官到监狱提人仍旧肆无忌惮。

  给事中蔡经等人弹劾其弊端,希望皇帝不再派他们去提人。

  尚书胡世宁请求采纳他们的意见。

  詹事霍韬也说:“诉讼案件交付给三法司就够了,锦衣卫却又来横加阻挠。

  过去汉光武帝崇尚名节,宋太祖刑法不加在士大夫身上,而后忠义之士争着为他们献节效命。

  士大夫有罪就打入刑徒之中,这是羞辱他们。

  犯了大罪,废黜他、诛杀他都可以,便叫武人群起逮捕,揭去帽子脱掉衣裳,套上桎梏。

  早上还在清贵之列,晚上就身陷囹圄,刚强雄壮之心,挫损几尽。

  等到复核为无罪,就戴上官帽束好腰带,立在朝拜的队伍中。

  强悍武夫看着官员指指点点:‘某人,我凌辱过他。

  某人,我抓了他,捆了他。

  ’小人无所顾忌,君子却会由此改变行为。

  这就是豪杰产生隐居山林的想法,而变故之后很少有人保持气节的原因。

  希望从现在起束厂不再参与朝参仪式,锦衣卫不再主管诉讼审判。

  士大夫犯罪、谪贬、撤职和诛杀,不要加以笞打杖责,不上枷锁镰铐,以便培养廉耻之心,振作精神,激励气节。”皇帝认为霍韬在职权之外乱说,不釆纳他的意见。

  按照祖宗制度,每当朝会的时候,厂卫长官率领下属和校尉五百名,列队侍立在奉天门下纠察礼仪。

  凡是不合礼仪的人,立即剥下他的衣服,取去官帽,抓起来关进镇抚司监狱,杖责之后予以释放,所以霍韬说到这些事。

  等到万历年问,朝仪有过失的官员纔不关进监狱了,只罚扣他的俸禄而已。

  世宗讨厌张鹤龄和张延龄,为非作歹的刘柬山等人于是诬告二人有邪毒诅咒行为。

  皇帝大怒,把二人关进钦犯监狱,刘束山趁势株连牵引自己平素不喜欢的人。

  卫使王佐打探到实情,根据诬罔律条反坐刘束山罪。

  王佐于是枷刘束山等人于阙门之外,不到十天,这帮人全部死亡。

  人们将王佐和牟斌相比。

  牟斌是弘治年间的指挥。

  李梦阳弹劾张延龄兄弟犯法之事,关进监狱,牟斌比附轻罪处理,使其得以免死。

  世宗中期,卫使陆炳作恶,与严嵩朋比为奸,而倾轧夏言。

  然而皇帝多次制造大案件,陆炳又常保全了他们,所以士大夫并不怨恨陆炳。

  万历年问,提意见和触忤矿税宦官的臣子,都打入钦犯监狱。

  刑科给事中杨应文说:“被逮捕的监察主管郡守县令和平民有一百五十多人,虽然已经拷问,还没有送到法司定罪。

  监狱禁闭森严,水火不入,疫疾毒疠之气,充斥牢房。”卫使骆思恭也说:“每年举行熟审,时间都在个满以前。

  现在两年没有举行热审了,镇抚司监狱里的犯人将近两百个,多抛掷瓦片发泄冤气。”镇抚司陆逵也报告:“监狱里的囚犯心怀怨恨,有的拿JJ剁了自己的手指头。”皇帝一律不予回应。

  不过这时候告人隐私的风潮已经衰减,被拘捕的大臣不多。

  万历末年,抓捕诸臣的政策稍宽,锦衣卫监狱渐渐空虚了。

  旦尔耕、许显纯在熹宗时当魏忠贤的义子,其死党孙云鹤、杨寰、崔应元辅助他们,拷打杨涟、左光斗这些人。

  犯贪脏罪的立定期限按规定交款,两天为一个期限,交款不按期限的,受全刑。

  所谓全刑即上枷械,上镰,棍击,拶指和上夹棍。

  五毒俱全,受刑者呼号之声沸天,血肉溃烂,辗转求死而不得。

  许显纯则叱咤如常,若无其事,然而必须依魏忠贤的指令行事,魏忠贤所派遣的听记之人未到,许显纯不敢审讯。

  一天晚上,叫囚犯们分开到不同监房住宿。

  于是狱卒说:“今天晚上有人该壁挺了。”壁挺,狱中指死亡。

  第二天,杨涟被处死,左光斗等都按次序被锁住头颅拉死。

  每一个人死后,都停放几天,纔用苇席裹尸抬出牢门,蛆虫把尸体都蛀烂了。

  狱中事件隐秘,囚徒家属甚至连亲人死亡的日子都不知道。

  庄烈帝擒拿诛杀魏忠贤逆党时,冤死者的家属后人望着狱门呼天抢地哀号,写祭文来祭奠。

  皇帝听了也哀戚。

  自从刘瑾始创戴立枷以后,锦衣卫监狱经常使用它。

  神宗时,御史朱应毂详陈其惨状,请求废除,皇帝不听从。

  到了魏忠贤手上,更制造大枷,又设了断脊、断指、刺心的酷刑。

  庄烈帝问左右近臣:“为什么要创制立枷?”王体干回答:“用来惩罪大奸大恶而已。”皇帝面有愁容地说:“虽然如此,到底还是可怜。”魏忠贤为之有所畏惧。

  柬厂的祸害,到魏忠贤时达到极点。

  然丽厂卫没有不互相勾结的,案情的轻重,厂能从官内得到消息。

  而外廷有抵触不合的案子,锦衣卫就由东西两司房搜访缉拿,北司严刑拷问,罪状罗织周密,然后纔送交法司。

  即使是东厂抓捕的人,也必须移交给镇抚司再审讯,然后刑部纔拟定判决。

  因而厂的势力强大,锦衣卫就依附于厂;厂的势力稍弱,卫就反过来盛气凌厂。

  陆炳缉拿司礼李彬和东厂马广隐秘之事,都问成死罪,因为陆炳深得内阁严嵩的心意。

  后来宦官的势力越来越强盛,内阁势力日渐削弱,阁臣反而比厂的地位低下,而卫使没有不争相趋附厂官,甘心为其奴仆。

  锦衣卫人员有功升迁授勋卫、任子、科目、功升,共四种。

  嘉靖以前,文臣子弟多不屑于充任锦衣卫。

  万历初年,刘守有以名臣子弟的身份主持锦衣卫,此后文官子弟都乐于在卫裹任职。

  士大夫与他们交往,案子紧急时,多依靠他们的力量。

  刘守有的儿子刘承禧和昊孟明就是其中最有名的。

  庄烈帝对群下多疑,王德化掌管束厂以惨毒峻刻辅佐他。

  昊孟明掌管卫印,不时有所宽纵,但是观望东厂的脸色,不敢违抗。

  而镇抚梁清宏和乔可用朋比为奸。

  凡是缙绅之家,总有几个人来往,会留下把柄。

  所以通常很晚纔起床,早早就关大门,不敢两人在一起对谈。

  旗军校官临门如同遭大盗抢劫,官员就是窝藏赃物的囊橐,钱财均分。

  京城中有奸细潜入,那些做工的人和贩卖的人私下被流寇派遣,没有一个举发,而高门富豪局促不安,没有宁日。

  那些狡黠的歹徒恣意请托人办事,稍有连逆,就捏造事实诬陷,罗织罪名,摘取片言只字,就可以株连达十几个人。

  姜垛、熊开元下狱后,皇帝谕令掌卫骆养性悄悄杀了他们。

  骆养性将皇帝的指令泄露了出来,并说:“这两个臣子应当处死的话,应交付给有关部门,写出他们的罪行,使天下人明白。

  假若秘密派臣去杀了他们,天下人和后世会说陛下是什么样的人主?”适逢大臣们也多替姜垛等人说好话,于是二人得以长囚狱中。

  这是骆养性值得称道的地方,可是在其它事情上,骆养性也多有肆虐。

  锦衣卫旧例有论功行赏,只有缉拿圆谋反叛的人有赏。

  后来假冒滥赏无度,所报的功一百个没有一个是真的。

  官吏百姓困苦重重,而厂卫上奏请求要什么就给什么。

  隆庆初年,给事中欧阳一敬极力陈述这种做法的弊病,说:“侦缉事件的官校,其势力容易办,而又各按类计算其拿获立功的次数,作为升等授勋的根据。

  那磨凭着可以达到的权势,邀必然获得的功勋,屈人利己,什么不能做出来?有的在强盗自首免罪之后,故意命令强盗多多牵连平民来充数;有的囊括人家家产说是强盗的赃物,裹挟市井豪强作为人证;有的暗地里伪造图书,携带在身上假造妖书批语,用妖言假印的律条诬陷别人;有的根据姓名相似,不清不楚地就把人抓起来;父亲诉说儿子孝顺,反而判其儿子忤逆之罪。

  所以谁家被缉访,俗言叫刬,毒害之烈由此可知。

  请求从今以后定下制度,机密和重要的事情,关系到宪令大典,厂卫依惯例上奏请求。

  那些案情不明,尚未审议的,一定要等法司详拟出判状以后,方给记功。

  仍救命兵部和刑部查问明白,再请求皇上下旨予以升赏。

  缉拿了人来而未能立案的,不准假冒破案以求升赏。

  至于其它诉讼案件,一概不得插手,以免侵犯司法部门的事务。

  若案子不能成立,而锦衣卫官校和镇抚司将人拷打成重伤,乃至死亡,允许司法机关查治。

  法司若纵容隐瞒附和,则听凭科道官参与查验。

  像这样则功劳一定会核实,缉访的材料一定会合乎事实,而冤枉无辜和滥施刑法就可以杜绝了。”当时皇帝不能采用他的建议。

  宦官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,始于正统六年,皇帝命令何文渊、王文审理行在所的疑案,叫他们与宦官兴安一同进行。

  周忱、郭瑾到南京去审案,皇帝敕命也这样做。

  当时虽然还没有定出五年一次大审的制度,而南北两京的宦官得以参与三法司的审判案件。

  景泰六年,皇帝命令太监王诚会同三法司复审北京的罪案,未审南京罪案的原因,是发生了天灾而创例。

  成化八年,皇帝命令司礼太监王高、少监宋文毅到两京参加会审,而各省派遣恤刑使的任务,也在这年定下来。

  十七年辛卯,命令太监怀恩同法司一起审录罪囚。

  此后审录一定耍在丙年和辛年进行。

  弘治九年,不派宦官参与审案。

  十三年,因为给事中丘俊进言,又命令太监参加会审。

  凡是会审之时,太监带着皇帝的敕令在大理寺张开黄盖,搭一个三尺高的台子,自己坐在中间,三法司的官员们坐在左右两边,御史、郎中以下的官员捧着案牍站在那里,唯唯诺诺,小心谨慎地奔走效劳。

  三法司检查已定的案子,如果有量刑出入轻重不当,一律看宦官的旨意行事,不敢违抗。

  成化时,会审有一案,弟弟帮助其兄斗殴,杀死了人,太监黄赐想减刑处理。

  尚书陆瑜等人坚持不同意见,黄赐说:“同室的人相斗,尚且披着头发戴上帽子去解救,何况兄弟呢?”陆瑜等人不敢驳难,终于枉法判决。

  万历三十四年大审,御史曹学程因为向皇帝进言而久久拘押在狱中,群臣请求宽赦他,皇帝统统不允许。

  刑部侍郎沈应文代理尚书之职,联合都察院和大理寺的长官,写书面意见送到太监陈矩手上,请求他饶恕曹学程的罪过。

  然后会审,案子判定后,署名同奏。

  陈矩又私下启禀皇上,说曹学程的母亲年老值得关怀。

  皇上终于松动,释放了曹学程。

  这件事情很好,而可见太监的权力达到如此地步。

  锦衣卫的卫使也能参加法司在午门外进行的审讯,以及秋后承天门外的会审,但是不参加大审。

  每年处决犯人后,用图文将每个囚犯的罪状张布在锦衣卫的外墙上,叫人们观看反省。

  奉诏命复审过犯人的宦官,死了以后其墓殿上要画上壁画,图中太监坐北朝南,旁边是司法机关的堂上官员,以及御史和刑部郎领着囚犯鞠躺听命的情况,以为荣耀昭示后世。

  成化二年,命令宦官监斩强盗宋全。

  嘉靖年间,宦官犯法,诏令免于逮捕审讯,只下交给司礼监处理。

  刑部尚书林俊说:“宫府是一体的,宫中宦官犯法,应下交司法机关审判,验明其罪并公正处理,不应当废弃了祖宗的制度。”皇帝不听。

  按照太祖的制度,宦官不得识字、干预政务,祇不过充任宫中扫除之役而已。

  洪武末年焚烧了锦衣卫的刑具,大概是表示永不再用。

  而成祖违反了这个规定,终于给子孙留下大祸患,君子为此而痛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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