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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术

  今之常言,有“文”有“笔”,以为无韵者“笔”也,有韵者“文”也。夫文以足言,理兼《诗》、《书》,别目两名,自近代耳。颜延年以为∶“笔之为体,言之文也;经典则言而非笔,传记则笔而非言。”请夺彼矛,还攻其楯矣。何者?《易》之《文言》,岂非言文?若笔为言文,不得云经典非笔矣。将以立论,未见其论立也。予以为∶发口为言,属翰曰笔,常道曰经,述经曰传。经传之体,出言入笔,笔为言使,可强可弱。《六经》以典奥为不刊,非以言笔为优劣也。昔陆氏《文赋》,号为曲尽,然泛论纤悉,而实体未该。故知九变之贯匪穷,知言之选难备矣。

  凡精虑造文,各竞新丽,多欲练辞,莫肯研术。落落之玉,或乱乎石;碌碌之石,时似乎玉。精者要约,匮者亦鲜;博者该赡,芜者亦繁;辩者昭晰,浅者亦露;奥者复隐,诡者亦曲。或义华而声悴,或理拙而文泽。知夫调钟未易,张琴实难。伶人告和,不必尽窕瓠之中;动角挥羽,何必穷初终之韵;魏文比篇章于音乐,盖有征矣。夫不截盘根,无以验利器;不剖文奥,无以辨通才。才之能通,必资晓术,自非圆鉴区域,大判条例,岂能控引情源,制胜文苑哉!

  是以执术驭篇,似善弈之穷数;弃术任心,如博塞之邀遇。故博塞之文,借巧傥来,虽前驱有功,而后援难继。少既无以相接,多亦不知所删,乃多少之并惑,何妍蚩之能制乎!若夫善弈之文,则术有恒数,按部整伍,以待情会,因时顺机,动不失正。数逢其极,机入其巧,则义味腾跃而生,辞气丛杂而至。视之则锦绘,听之则丝簧,味之则甘腴,佩之则芬芳,断章之功,于斯盛矣。

  夫骥足虽骏,纆牵忌长,以万分一累,且废千里。况文体多术,共相弥纶,一物携贰,莫不解体。所以列在一篇,备总情变,譬三十之辐,共成一毂,虽未足观,亦鄙夫之见也。

  赞曰∶

  文场笔苑,有术有门。务先大体,鉴必穷源。

  乘一总万,举要治繁。思无定契,理有恒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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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心雕龙·总术译文

作者:佚名

  《总术》是《文心雕龙》的第四十四篇,综合论证写作方法的重要性。刘勰的创作理论是很广泛的,从根本原则到具体技巧问题,都分别作了专篇论述。本篇是总的论述掌握创作方法的重要。

  全篇分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论“文”、“笔”之分。自晋、宋以后,“文”、“笔”之分逐步明确起来。刘勰对这种区分,基本上是赞同的,所以,上卷是“论文叙笔”,按“文”、“笔”两大类分别列论。但对颜延之的“文”、“笔”、“言”之分,则取反对态度。

  第二部分在对论创作技巧的《文赋》进行批评之后,提出“研术”的重要意义。刘勰认为文学创作和音乐一样,乐师虽不一定能掌握一切乐器和曲调,但必须懂得音乐的基本方法。所以说:“才之能通,必资晓术。”只有全面研究各种文学体裁,明确写作的基本法则,才能在文学创作上取得胜利。

  第三部分以下棋和掷采为喻,来进一步说明掌握写作方法的必要。下棋是要讲究方法的,掌握了写作方法的作家,就同会下棋的人一样,可以获得成功。掷采则是碰机会,不懂得写作方法的人就和掷采一样,即使偶有所得,却不能取得完全成功。因此,刘勰要求作家必须“执术驭篇”,而不要在写作上去碰运气。

  “文”、“笔”之辨,是晋、宋以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。正所谓“文场笔苑,有术有门”。多种多样的“文”和“笔”的出现,表现方法问题也随之复杂和重要起来。因此,有必要“务大体”,穷根求源,探索“乘一总万”的写作方法。本篇把“文”、“笔”之辨和“执术驭篇”两个问题,“列在一篇”来讨论,其原因就在这里。本篇虽未提出什么新的创作理论,但对文学创作提出一个总的要求,却是很值得重视的。刘勰要求文学作品应写得:“义味腾跃而生,辞气丛杂而至。视之则锦绘,听之则丝簧,味之则甘腴,佩之则芬芳。”除了内容充沛,辞采丰富外,这里还突出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及其感人力量。刘勰在他的创作论的总结中提出这种要求或理想,这很有助于我们对其整个创作论的理解。《神思》以下各篇,正是为如何创造出这样理想的作品所做的分论。

  (一)
  近来人们常常说,文章有“文”和“笔”两种;他们认为不讲究音节的是“笔”,讲究音节的是“文”。文本来是补充和修饰语言的,按理说可以包含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两方面的作品;至于分成两种,那是晋代以后的事。颜延之以为:“笔”这种体裁,是有文采的“言”;儒家经书是“言”而不是“笔”,而传注乃是“笔”不是“言”。我现在就借颜延之的矛,来反攻他的盾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《周易》中的《文言》,岂不是有文采的“言”吗?假如“笔”是有文采的“言”,那么就不能说经书不是“笔”了。颜延之想建立新的论点,可是我看他的论点还不能建立起来。我认为:口头说的叫做“言”,书面写的叫做“笔”;说明永久性道理的叫做“经”,解释经书的叫做“传”。经和传的体裁,就显然不应属于“言”而应属于“笔”了;用笔写来代替口说,文采可多可少。儒家经典以其内容深刻而不可磨灭,并不是以颜延之所谓无文采的“言”和有文采的“笔”来定其高下的。

  (二)
  从前陆机的《文赋》,据说谈得很详细;但是里边多讲琐碎的问题,却没有抓住要点。可见事物的变化是无穷的,而真正懂得写作的人却较少。一般作家精心撰文,都努力争取新奇华丽,常常只注意文辞的选择,而不去钻研写作的方法。譬如在成堆的玉中,不免有些和石块相类;在稀有的石头中,偶然也有好像玉的。同样,用心写作的人,文章比较简洁;可是文思贫乏的人,篇幅也多短小。才华丰富的人,常常下笔千言;但是文风杂乱的人,也写得非常冗长。善于雄辩的人,条理十分清楚;不过学识浅薄的人,辞句也极显露。思想深刻的人,写出来有时难懂;可是故作怪僻的人,也有晦涩的毛病。有的文章意义丰富,而声调音节显得较差;有的文章讲道理比较拙劣,而文句却很润泽。正如音乐一样,敲钟弹琴都不容易。一个乐师要演奏得音调和谐,不必大小乐器都会掌握;要能运用乐器,发挥作用,何须兼通一切曲调?曹丕把写作比作音乐,是有根据的,因为都要求掌握法则。如果不能截断弯曲的树根,那就无法考验刀锯是否锋利;同样,如果不能分析深刻的写作道理,也就不能看出作者是否有妙才。要使文才妙用无碍,就必须依靠通晓写作方法。若非全面考察各种体裁,普遍明确各种法则,怎能掌握思想情感的来龙去脉,在文坛上获得成功呢?

  (三)
  因此,如果能掌握方法来进行写作,就像会下围棋的人那样讲究技巧;如果抛弃方法而任意写作,就像掷采的人那样碰机会。所以,像掷采那样写作的文章,只依靠偶然得来,即使开始能写成几句,后边也难于继续。这样,在内容少的时候,固然无法写下去;在内容多的时候,也不知如何剪裁。既然不管内容多少都会感到困惑,那怎能掌握写作的好坏呢?至于像会下棋那样写作的文章,则是在方法上按照一定的技巧,按部就班地和思想情感相配合;利用恰当的时机,一般是不会出错的。技巧运用得很好,时机非常适合,就可在内容上做到意味浓郁动人,在文辞上也使得气势蓬勃起来。这种佳作,看在眼里像五彩的锦绣,听在耳里像琴笙演奏的音乐,尝在嘴里像肥美的肴馔,戴在身上像芬芳的香草:写作的效用,这算达到极点了。千里马虽然快,但缰绳不能太长;如有万分之一的差错,那就会影响到千里之行。何况文章各种体裁的写作方法是多种多样的,各方面都要密切配合;如果其中有一点不协调,全文都要受影响。所以集中在本篇,全面考虑文学创作的种种不同情况,要像三十条车辐一样,必须配合在一个车毂里。这里谈得虽很肤浅,也算我的一得之愚吧。

  (四)
  总之,在创作领域里,方法是多种多样的。必须首先注意总体,彻底认清基本写作原理;这样就能根据基本原理来掌握各种技巧,抓住要点来驾驭一切。文思虽没有一定的规则,写作的基本原理却是有定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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